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

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

摘要: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咱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万人敬仰的伟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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