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2)

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2)

摘要: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 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 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共产党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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