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谈唐太宗的用人思想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数千年的历史，不难发现，凡有成就的统治者，都在用人上有其独到之处。唐太宗李世民君临天下二十三年，一举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局面，他的成功，得益于“择善任能”。唐太宗的用人思想和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的清醒认知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选贤任能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唐太宗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在唐太宗看来，人才是无价之宝，是比任何东西都贵重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墨子说过：“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唐太宗更是认为，“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与其多得数百万缗，何如得一贤才！”正是由于唐太宗对人才的作用有着如此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不仅要求朝廷大臣“大开耳目，求访贤哲”，而且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搜求，一旦发现，便破格任用。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命令百官上书，议论朝政得失。中郎将常何向太宗提出了二十多条意见和建议，条条切中时弊。常何本是一介武夫，不通经史，怎么会有如此高明的见解？太宗不解，便问常何，常何告诉他这都是家臣马周出的主意。太宗立即召见马周进宫，由于相见心切，在马周未到之前，曾一连四次遣使催促。见面一谈，发现马周确有真知灼见，当即决定留在门下省任职，不久任监察御史，接着又提拔他担任中书舍人、中书令。马周见事敏捷，机智雄辩，谨慎周到，处事公允，深得太宗信赖和同僚们的好评。

“为官择人，惟才是与”的宽广胸怀

唐太宗用人，一向主张不记私仇，不分亲疏故旧。“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雠不弃，魏征等是也”。这里提到的襄邑王李神符，是李世民的叔父，在创建唐王朝的过程中出过力，但他不会管理节制下属，而且腿脚有毛病，故太宗一直未予重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主要谋士，曾多次劝说李建成除掉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当时，很多人猜想魏征必死无疑。当李世民追问他为什么离间他们兄弟时，魏征毫无惧色地说：“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见魏征刚正不阿，有胆有识，便摒弃前嫌，以礼相待，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以后又升任秘书监、侍中等要职，直接参与朝政。魏征任职期间，为了唐朝大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经常与太宗据理力争，直言进谏，对促成贞观之治做出了巨大贡献。公元634年，魏征驾鹤西去，太宗痛苦不已，对群臣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除魏征外，原李建成集团的知名人物王珪、戴胄、徐懋功等，也都分别得到重用，充分表现出唐太宗李世民不记私仇、豁达大度、善用人杰的政治家风度。

“用人如器，取其所长”的用人谋略

人的才智各有大小，才能互见高低，究竟怎样具体使用人才，唐太宗有他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并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特别是在他晚年写的《帝范》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李世民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大臣萧瑀，性格清高，不能与其他大臣很好合作共事，看问题有时也很偏激，曾多次在太宗面前发表过错误意见。但太宗认为他“忠直居多”，人品还好，一直予以重用。其他大臣如房玄龄长于出谋划策，杜如晦长于当机立断，戴胄长于执法严明，唐太宗都各用所长，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的考察机制

唐太宗用人，十分注重考核官员的实际能力和政绩。他认为：“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为此，他十分重视对官员的考核，不论是科举、门荫、自荐等途径选拔出来的人才，以及现任的官员，在授官、晋升时，都要接受考察。唐太宗不仅重视对朝廷枢要大臣的选拔和考察，而且对地方官吏的选拔和考察也十分重视。他认为“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都督、刺史各掌管一个地方的军政大权，尤其需要选派称职的人。鉴于此，他像记账一样，把全国各地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室的屏风上，并随时把他们的政绩和过失记在上面，作为职务升迁的依据。

“国家大事，惟赏与罚”的奖惩机制

唐太宗认为，“国家大事，惟赏与罚”，“有功则赏，有罪则刑，谁敢不竭心力以修职业，何忧天下之不治乎”。但赏罚绝不是没有标准的乱施，更不是以臣下是“适己”还是“逆己”为依据，而是看对国家有功还是有过；赏罚的最高境界是“赏者不德君”“罚者不怨上”。唐太宗说：“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九月，太宗召集群臣论功行赏，房玄龄、杜如晦被列为一等功臣，并分别被封为中书令、邗国公和兵部尚书、蔡国公。由于房、杜二人均非资深族贵之人，因而遭到唐太宗亲属故旧的嫉妒。太宗的叔父、淮安王李神通甚至当面质问唐太宗：“义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龄、杜如晦等刀笔之吏，功居第一，臣窃不服。”太宗听后，以理相劝：“……今计勋行赏，玄龄等有筹谋帷幄、定社稷之功，所以汉之萧何，虽无汗马，指踪推毂，故得功居第一。叔父于国至亲，诚无所爱，必不可缘私，滥与功臣同赏耳。”一番话说得李神通满面羞惭，无言以对。其他一些文武大臣也只好收起攀比之心，打消了起哄的念头。房、杜二人不负厚望，忠心耿耿，辅佐太宗兴国安邦，为开创贞观盛世立了殊功；后人谈及唐代贤相，无不首推房、杜。

对有大功而偶犯微过的人，唐太宗主张抓住主流，舍其支流，“唯录其功，不计其过”。相反，对那些罪大于功的渎职官员，唐太宗从不因小功而舍大罪，坚决予以惩处。他一贯“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太宗派孙伏伽等二十二人巡察天下，一次就处死七人，判处流放罪或罢免降职的数百人。由于唐太宗较好地运用了赏罚这个杠杆，因而赢得了大臣们的赤胆忠心，使许多人都愿为朝廷舍生效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