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4）

（四）加强高质量发展政策分析

如前所述，高质量发展是三维度的动态发展体系。从经济学中，由企业到区域或产业，再到宏观经济的加总，需要引入价格把实物量转变为价值（货币）量。企业是真正提供实实在在的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服务），由于产品（服务）种类繁杂众多，不可能完全按实物量计算，只能引入价格计算出区域或产业、宏观经济的产品（服务）总价值量（对于具体的细分行业或产业可以按实物量加总）。

这就是价格的两面性：不变的实物量和变化的价值量，或者说前者的“实”和后者的“虚”。这里的“实”是指加总出来的，而“虚”是计算出来的。

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微观经济。企业的产品（服务）是高质量的载体，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微观经济中，“物有所值”就是指产品（服务）质量的经济性。在高质量发展中，还有众多高质量产品（服务）的溢价，使把握综合多重的相对动态平衡难度更大。因此，在高质量发展中，需要权衡取舍诸如理想与现实、公平与效率、个人与群体的能力、努力和偏好，以及激励、承诺、博弈和预期等经验关系。

同时，针对高质量发展存在的问题，还需要加强高质量发展应对政策以及金融风险防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旧动能转换、生态文明建设等相关大背景下的政策分析，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

为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对政策实施前进性分析。在一项政策实施前，必须考虑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同时分析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作用及其作用大小。只有当一项政策既能达到预期目标时才能实施，否则就需要重新设计。当然，对一项政策实施中和实施后的作用和效果也需要进行分析或评价，以便对其微调与改进，确保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并为下一轮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经验；另一方面，对于多项政策，我们还需要考虑这些政策预期目标和负面作用及其交互影响。显然，防止或消除政策负面效应叠加的难度很大，为此，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可以接受单项政策的负面作用及程度，但目的是防止或消除所有政策的负面效应的叠加。

因此，我们要在充分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依据大数据和网络技术，利用诸如微观计量、博弈实验、系统仿真等先进的理论、模型与方法，进行政策及交互性分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性技术支撑。

（五）营造支撑高质量的创新文化

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创新。我们看到，一些企业，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因创新意识不强、创新人才匮乏、研发投入不足等导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技术、新工艺、新工具、新设备短缺，结果产品质量上不来，市场竞争力弱、占有率低、盈利水平低，反过来又影响研发投入、高端创新人才引进，进而进入死循环。有的企业虽然不缺研发投入，但因创新的机制、制度与政策不完善，导致创新成果不足、后劲不大。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创新相关的机制、制度、政策以及创新文化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为此，在营造良好的创新制度、政策与文化环境的同时，增强创新意识，加大力度对企业尤其是创造真实社会财富的实体企业进行合规减税，以增加研发，尤其是要做好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吸引并用好与留住人才，从而提高创新能力，满足高质量发展需要。

七、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普通高校培养大量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在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水平力量体系中，世界一流大学是决定性力量，高水平大学是中坚性力量，但普通高校是基础性力量。在实施国家质量品牌战略中，普通高校面对机遇、挑战与激烈的竞争环境以及市场人才需求的变化是前所未有的，但机遇大于挑战。为此，普通高校应在实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与分类管理指导的环境下，从客观与主观上坚定信心，发现、瞄准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大量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的显性需要和对高端骨干人才的隐性需求，找准定位，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实现一流发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建议：首先，全社会应该重视普通高校建设与发展，加大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基础性或工匠型人才的投入；其次，普通高校需要找准定位，特色发展，政府主管部门、高校以及教师学生都有责任在新时代撸起袖子加油干；最后，普通高校要紧密结合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对大量人才的需求，充分调动和利用良好的发展环境，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自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确保打赢三大攻坚战以来，我们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控制宏观杠杆率以及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等方面都有较大进展。但鉴于过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脊梁，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以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进一步，我们认为，高质量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并已经形成共识。但对高质量发展怎样理解，以及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分析高质量发展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我们提出高质量溢价概念，以及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贯穿宏观经济、区域或产业、企业及其产品（服务）协同的动态发展体系，并认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和关键突破口，进而分析企业怎样实施高质量发展和企业实施高质量发展的环境需求。

一、发展实体经济的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发展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表现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失衡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等，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都存在一些问题和潜在的风险。实体经济问题主要来自自身的创意创新、质量品牌等方面上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来自虚拟经济潜在的风险。一方面，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一定程度上脱离实体经济而自循环发展。同时，金融业助推房地产形成的死循环存在较大的泡沫风险；另一方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如扣除实体经济的平台，真正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后劲不足，生态与文化环境急需改进。更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中的一些企业由于创新不足，竞争力弱，利润空间有限，只能在原材料等要素上打折扣，以不达标排放降低成本，生产出质量低或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不仅使实体经济自身受到伤害，而且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瓶颈。

我们认为，这些都归结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失衡。一方面，社会资源本来应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合理配置，但由于虚拟经济回报快且高、薪酬收入高，导致虚拟经济吸收大量资本等资源自循环，既挤占了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的资本等资源投入，又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发展；另一方面，金融业游离于实体经济的自循环还形成了不良的生态文化，对人们的择业观、环境观、消费观、财富观、幸福观以及生活观与生命观都产生了较大影响。人力和资本都追逐虚拟经济，对追求实体经济灵魂的质量、品质、品牌以及展现踏实、吃苦、肯干的制造业文化、工匠精神等都带来了十分不利的影响，导致一些制造业企业转而发展金融地产，既加剧了滋长的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又使实体经济雪上加霜，整个经济陷入务虚脱实的境地。实体经济难以支撑虚拟经济，尤其制造业产业既拖不住金融地产业，而金融由于不能从实体经济中获得足够收入，那就只能再通过金融交易加杠杆创造价差，这种资本空转导致在较弱的实体经济基础之上人为地创造较大的金融泡沫，将对整个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

这已经引起中央高度重视，从“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的政治理念着手治理，并取得成效。2017年11月8日，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强调要继续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强化金融监管协调，提高统筹防范风险能力，更好地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保障国家金融安全，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2017年11月20日，十九届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央开始着手解决金融监管以及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

2017年12月1日，当时的银监会（现在的银保监会）首次定义现金贷，并划定七条风险底线。同时，专家学者还引入“绿色金融”、“监管科技”等，有利于对金融工作加强全方位监管与问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并强调“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无疑，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加严金融监管，以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不管从短期还是从中长期来看，都需要我们做出艰苦的努力，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二、实体经济：国家经济的脊梁

从上述分析可知，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关键要解决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问题，进而规避、减弱或消除潜在风险。这就需要研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有着特殊的辩证关系。在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时产生了交换需求，进而等价物出现，因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是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对实体经济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构成一个国家整体经济中两个不可缺失、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但在实际中准确、合理、有效地把握它们之间的平衡关系，确实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一方面，整体经济是人类社会永续、动态和复杂的劳动与生活过程，这种客观复杂性决定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平衡关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们对这种相对的平衡关系的理解与认识不同，决定他们的思维、动机与行为不同，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因此，只有在正确的理解下追求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相对平衡，才能使它们处于良性循环，使整体经济运行稳定、健康、可持续。否则就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巨大破坏作用。国内外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破裂事件，让人们至今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可见，什么是相对平衡与如何把握就成为问题的关键。

（一）实体经济具品质特征，虚拟经济具文化特征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体经济最大的特征是满足人类的生理、生活与生态需要，虚拟经济是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固然虚拟经济通过创新对实体经济产生积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实体经济是基础。从经济发展时序上说，实体经济呈长期趋势，虚拟经济呈围绕趋势波动，当然这种波动代表着激励或势能，也是一种动能，体现出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但这种波动对应趋势基准应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幅度，两者表现为统计上均值与标准差的关系，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相对平衡的度量。从长期发展看，实体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产品的品位等级和质量等级，表现为品质，而虚拟经济的生命力在于其服务与艺术，表现为文化。只有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良性循环，融为一体，才能创造出国家经济的品牌。

（二）实体经济表现为硬或重资产型经济，虚拟经济表现为软或轻资产型经济

从投入要素看，相对地讲，实体经济投入的知识少，而虚拟经济投入的知识多。从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看，实体经济从业人员受教育（平均）年限低于虚拟经济从业人员；从劳动者报酬看，实体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平均）收入报酬低于虚拟经济的从业人员；从管理上看，实体经济在微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虚拟经济在宏观上对整体经济的作用大。实体经济的生产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同时还需要大量厂房、机器仪器设备与流水线等投入要素，而虚拟经济的生产主要需要体现脑力劳动的知识创新与应用。

（三）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具有无约束性

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依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且可以控制的。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产生，但一旦产生后，由于具有预期或非预期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难免会出现“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的背离现象。比如，计算机的产生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是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的体现。否则，如果让这种背离超出某一阈值，就可能导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而导致泡沫破裂、整体经济崩盘。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特别是预控是必要的，唯一的选择是对金融业实施加严监管与控制。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基本面，又是坚实脊梁；虚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又显示未来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之上。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不对等性。这给我们把握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因此，加严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实体经济调控更为重要。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以满足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那么，如何发展实体经济？这就需要营造以下五个环境。

（一）企业家成长环境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者的未来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社会应该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第一，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第二，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二）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长城、都江堰、故宫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生态环境。

第一，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兴趣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我们及后辈敬仰他们。

第二，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来讲，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也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首先，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其次，要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以及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届中国质量大会的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要，新时代就是质量的时代。必须营造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环境。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任、培养质量人才。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升级”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关注未来。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认为，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彼此多方面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得科技进步适当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两个方面上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这个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极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更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应有的较大市场占有率或空间；另一方面，要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创新驱动，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与政策方面应允许有较高的品牌溢价。在全社会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回报，实现品牌溢价，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中，创造中国品牌方面也是大有作为的。

（四）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第一，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规模空间布局中，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保发展以及社区、医院、学校、商店、垃圾处理等的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采光与通风，既要避免光污染与通风不畅，又要利于防火；所有城市建设材料选择可拆解回收利用的，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实现节能减排、零废弃，等等。

第二，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真正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第三，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

（五）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它们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失衡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上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就需要虚拟经济做些牺牲，而不能为了虚拟经济牺牲实体经济。

对调控力度的确定，需要通过长期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测度与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及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加严监管。 

不可否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运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

通过加严监管，实现资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实体经济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与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一）关于质量与高质量

在经济领域，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所具有的一组固有（特征）特性及其满足（用户或使用者）要求的程度。这里的“特性”是指对事物、产品或工作的功能（性能或职能）的描述。

在社会学领域，质量是指（客观）价值或主体感受的现量，如（观察）社会质量，包括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这里的“适应性”是指社会，包括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为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种类和数量的选择性。

对于如此的特性或选择性，大多数都是可以测度的，同样，满足要求的程度或水准也都是可测量的。也就是说，质量是可以测量的。

特别在企业领域，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博士认为，产品质量是产品的适用性，即产品能满足用户需要的程度。美国质量管理专家克劳斯比认为，质量是产品符合规定要求的程度；全面质量控制创始人菲根堡姆则认为，质量是指营销、设计、制造、维修中各种特性的综合体。我们认为，产品的适用性或符合规定要求就是使用要求，并且通过产品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表达产品所具有的固有特性。这里的指标可以选择正向指标，即指标数值大小与功能正相关。

无疑，事物、产品或工作所具有的固有特性及其满足要求的程度，以及社会大众生活的适应性及水准都有着很大差异，即质量是可测量的。在经济领域，高质量是指事物、产品或工作具有多且高（强或好或特殊）的特性，以及满足要求的程度高；在企业领域，产品高质量是指其所具有多且高的（满足用户使用要求的功能）技术与非技术指标值高，以及用户使用后获得的满足程度高；在社会领域，高质量是指向社会大众生活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种类和数量多且适应性高（强或好或特殊），以及大众生活水平标准高。显然，这些产品或服务都是由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企业、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提供的。

值得一提的是，高质量还包括企业、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医疗卫生与教育、服务机构等高效的经营与管理运作。也就是说，高质量具有普适性，即任何领域中的事物、产品（服务）或工作中都有高质量问题。

随着社会进步与人民美好生活的提高，尤其对企业来说，质量相关的使用要求受使用时间、地点、对象、社会环境和市场竞争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同时，满足程度基于对产品的功能（性能）、经济特性、服务特性、环境特性和心理特性等方面也是不断提高的。当然，对质量的把握需要综合考量高质量产品的需求量、功能技术、成本提高、市场溢价等，并做出适当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