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与企业高质量发展（2）

（三）实体经济具有约束性，虚拟经济具有无约束性

实体经济受市场供求关系以及各种投入要素等资源、生态环境与技术创新的限制，其发展规模依市场规则是可以预期且可以控制的。虚拟经济原本应实体经济需求产生，但一旦产生后，由于具有预期或非预期放大的正负作用或溢出效应，难免会出现“游离实体经济外发展”的背离现象。比如，计算机的产生本来是解决复杂计算问题的，结果它改变了世界；再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的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与行为。如果把这种背离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内，正是虚拟经济溢出的正效应，是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的体现。否则，如果让这种背离超出某一阈值，就可能导致实体经济无法支撑虚拟经济而导致泡沫破裂、整体经济崩盘。因此，正确认识与判断虚拟经济正负作用以及正负作用拐点的阈值是十分重要的。对虚拟经济进行控制特别是预控是必要的，唯一的选择是对金融业实施加严监管与控制。

综上所述，实体经济是国家整体经济的基本面，又是坚实脊梁；虚拟经济是整体经济的晴雨表，又显示未来信心。但这种信心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之上。由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关系具有多维性，它们之间的相对平衡关系还体现出复杂性、综合性、动态性、不对等性。这给我们把握这种相对平衡关系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与难度。因此，加严监管与控制虚拟经济要比实体经济调控更为重要。

三、大力发展实体经济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是：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在发展实体经济的同时，以满足发展实体经济需要从严、适度发展虚拟经济。那么，如何发展实体经济？这就需要营造以下五个环境。

（一）企业家成长环境

201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改革开放以来，一大批优秀企业家在市场竞争中迅速成长，一大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不断涌现，为积累社会财富、创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强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说，企业家就是创业者,是开创新生意并承担其风险与不确定性的人。企业家是社会中的优秀群体，他们具有极强的创新特质、资源整合能力和拼搏精神，能够敏锐地感知社会、经济与技术发展趋势和消费者的未来需求，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我们的社会应该营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环境，让那些想成为、有能力成为企业家的人在创业中，尤其是在实体经济创业中成长。

第一，尊重企业家，肯定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贡献，正确看待他们，着力营造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的法治环境，为他们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促进企业家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市场环境，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

第二，营造企业家文化，弘扬企业家爱国敬业、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创新发展、专注品质、追求卓越的精神；弘扬企业家履行责任、敢于担当、服务社会的精神。

（二）工匠人才培养环境

长城、都江堰、故宫等世界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世界奇迹，也是中华民族辉煌历史、灿烂文化的象征，更是我国工匠精神的典范。在新时代，我们更要把工匠精神发扬光大，营造“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工匠人才”的生态环境。

第一，营造工匠文化。大力宣传我国历史与当代各行各业工匠大师坚守兴趣初心、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的精神，宣传他们“一辈子做好一件事”的执着踏实的工作信念与态度，宣传他们成长成才的事迹与贡献，让历史记住他们，让我们及后辈敬仰他们。

第二，营造制造业文化。对于制造业来讲，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是反映其水平与质量技术指标的“三度”，也可以高度概括为“态度”。首先，要从态度上敬畏资源、敬畏环境、敬畏制造、敬畏产品；其次，要从精确度、稳定度、耐久度上敬畏设计、敬畏技术、敬畏工艺，营造制造业文化，以形成劳动者有信仰的态度以及爱岗敬业、踏踏实实、创新合作、精益求精的风气，为那些想成为新时代工匠人才的劳动者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三）质量与品牌提升环境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成为主题，坚持质量第一、推动质量变革、增强质量优势、建设质量强国成为重大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致第二届中国质量大会的贺信中指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很大程度上就是对质量的需要，新时代就是质量的时代。必须营造好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环境。

第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凸显了质量特别是制造业质量的特殊重要性。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为先，提高供给体系质量，打造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下最大气力开展质量攻关、提升质量标准、提高进出口商品质量、加强全面质量监管、打造质量品牌，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每个企业、每个组织、每个人都需要在提高“中国制造”质量、打造“中国制造”品牌方面作出应有的努力。

第二，进一步落实国家质量发展战略。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推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有效手段，能够促进企业提升质量管理、传递质量信任、培养质量人才。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加强全员、全方位、全过程质量管理，积极推进“质量管理体系升级”工作，大力推动建立突出行业特色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推动建立特定行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认证、推动开展整合管理体系认证、加快认证技术创新、鼓励开展认证增值服务。

第三，在制造业研发创新中积极推行“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即“负责任创新”。负责任创新意味着通过目前对科学和创新的集体管理关注未来。欧洲委员会成员尚伯格认为，负责任研究和创新是一个透明的、互动的过程，社会行动者和创新者在此过程中彼此多方面呼应，充分考虑创新过程和其适销产品的（伦理）可接受性、可持续性和社会赞许性，使得科技进步适当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负责任创新”对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绿色设计、制造与消费，开展循环利用，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质量保障方法体系上，积极推行“双归零质量保障方法体系”。这个体系是中国航天工作者基于“负责任创新”理论创造的质量保障方法体系，“双归零”追求的是工程产品和工程过程在质量和管理两个方面上的“零缺陷”和“零事故”。其中，技术归零要求“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管理归零要求“过程清楚、责任明确、措施落实、严肃处理、完善规章”。可见，这个体系对于制造业具有普遍价值。

第四，建立质量溢价市场机制与规则，保护生产高质量产品企业获得质量溢价。提高产品质量，需要增加投入，成本就会上升，如果因市场机制与规则缺失或失灵，市场上不能形成优质优价，即质量溢价，则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就没有利润，甚至亏损。这样的市场环境极不利于实施质量战略，更不利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为此，一方面，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或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杜绝“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给优质产品应有的较大市场占有率或空间；另一方面，要形成优质优价机制，以确保优质产品获得质量溢价，让生产优质产品的企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有助于企业创新驱动，实现质量持续改进与提升，进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第五，创造品牌溢价。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一种知识产品，其边际收益是递增的，所以品牌产品更应该充分体现“优质优价”，在定价机制与政策方面应允许有较高的品牌溢价。在全社会要加强市场监管，加大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品牌企业获得高回报，实现品牌溢价，培育创造出更多享誉世界的中国品牌。值得重视的是，积极借助军民融合，把国防航天军工先进技术应用于民用产品开发制造中，创造中国品牌方面也是大有作为的。

（四）人工智能引领环境

第一，全方位开展智慧化城市建设。城市是实体经济的载体，要把智慧城市建设与实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从城市建设理念、定位、功能、路径等方面进行颠覆性创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把智慧融入城市功能、规模空间布局中，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与社会、经济、人口、交通、金融、生态环保发展以及社区、医院、学校、商店、垃圾处理等的智慧化。比如，在城市建设中，应考虑城市采光与通风，既要避免光污染与通风不畅，又要利于防火；所有城市建设材料选择可拆解回收利用的，在生产与消费过程中实现节能减排、零废弃，等等。

第二，落实《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国发〔2017〕35号），利用知识创新与新一代人工智能和信息网络发展实体经济，实现智慧城市建设。人工智能及其产业飞速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如今，信息流引领人工智能新时代，它既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新理论、新技术、新平台，又是与社会新需求相结合的产物，具有强大的延展性和渗透性。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知识流将真正是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成为智能制造、智能零售、智能能源、智能金融、智能医疗、智能教育、智能政府以及智慧城市建设的新动能，为实体经济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机遇与挑战。同时，人工智能将在国防、医疗、工业、农业、能源、金融、商业、教育、公共安全等领域取得广泛应用，催生新的动能、新的业态和新的商业模式，为各行业带来新的机遇。因此，我们需要以人工智能为引领，把实体经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

第三，关注和利用我国大科学与大科学装置研究所取得的对国家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和前瞻性贡献的成果，支撑未来的实体经济发展。通过精益化、标准化、自动化、服务化、个性化、全球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实现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智造”。

（五）金融监管加严环境

基于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相对平衡以及不对等的相互作用关系，当它们处于良性循环时不需要调控，但当它们处于失衡时则需要调控。在调控方向选择上遇到矛盾时，应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原则，也就是以有利于实体经济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有时就需要虚拟经济做些牺牲，而不能为了虚拟经济牺牲实体经济。

对调控力度的确定，需要通过长期理论与实证研究找到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两者之间的多维相对平衡关系测度与阈值，从而判断两者是否处于相对平衡或良性循环，以及确定调控方向与调控力度。显然，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难题。为此，我们能够选择的是对金融加严监管。 

不可否认，以金融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尤其是金融科技为金融业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促进了金融创新，但同时对金融生态体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金融监管形成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为应对金融风险，确保金融安全，监管科技应运而生。鉴于金融科技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融入金融体系，呈现跨界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等特征，监管科技同样强调新技术，诸如机器学习、人工智能、分布式账本、生物识别技术、数字加密以及云计算等在监管领域的运用，以提升监管效能、降低金融从业机构的合规成本，实现“主动式监管”。

通过加严监管，实现资本向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方向流动，而不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向资本方向流动，更不是资本的自循环，从根本上解决虚拟经济泡沫风险，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实体经济发展的选择：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于高质量发展，无论是学界还是社会与实际工作部门，都有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因此有必要分析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概念、测度以及其内在的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