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目前的生育意愿水平

如何看待目前的生育意愿水平

自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关于生育政策调整是否符合政策预期的争论一直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的三年里,除了2016年出生人口达到1786万,比2015年增加131万外,2017年下降为1723万,2018年进一步下降到1523万人。这不仅远低于原国家卫计委低预测方案2000万以上的年度出生人口规模,也远低于许多学者研究的结果。

为什么出生规模出乎很多研究者的预料?这主要是对我国人口形势的认识,特别是育龄人群生育意愿高低的判断出现了一些问题。对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行为的判断偏差表现为:其一,许多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理想子女数低于更替水平,而我国目前2000万以上的出生人口所对应的总和生育率才能接近更替水平。其二,现代社会实际生育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生育水平低于平均理想子女数是一个客观规律,很多调查已经表明,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在1.9左右,而经验研究表明,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低于平均理想子女数0.3~0.4。因此,在目前的生育意愿条件下,实际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的可能性较小。其三,未来生育水平的高低和变动趋势取决于年轻队列生育意愿的变化,而年轻队列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年长队列,生育意愿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其四,用过去的调查数据直接推断未来的变化必然面临很大的风险和偏差。

综合各有关研究情况表明,影响生育意愿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受教育水平越来越高。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与生育子女数存在一个反比关系。根据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15~18岁高中在校的比例为14.32%,2010年达到30.98%,2015年进一步提高到40.17%,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和迅速的。

第二,平均初婚年龄越来越高。婚姻是生育的基础,婚姻的早晚决定生育史的长短。从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来看,2000年全国育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为21.28岁,2010年提高到22.76岁,10年提高了17.76个月,相当于每年比上一年提高了接近1.8个月。如果初婚初育间隔以这种趋势进一步发展,由于进度效应,时期生育率也必然下降。

第三,非农业就业比例越来越高。对子女的预期和养育成本的不同,生育子女的意愿也必然不同。研究表明,非农业人口对子女的预期和养育成本远高于农业人口。根据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可以看到人口从业类型的变化:一方面,2010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例占就业人口的46.84%,2015年为36.71%,第一产业从业人口比例下降了10%以上,就业人口非农化的特征较为明显。另一方面,在16~44岁的就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就业比例由2010年的39.36%下降到2015年的25.67%,5年下降了13%以上。可见,年轻就业人口非农化过程更加迅速。

第四,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5~44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为54.94%;2015年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5~44岁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比例为61.42%,上升了6.48%,平均每年上升1.3%。

总之,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就业类型的变化,对子女预期的不同及养育成本上升等,计划生育子女数量下降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明显,这也是人口低生育率陷阱和负惯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促进生育率下降和生育意愿降低的因素不断强化,影响生育的因素到底有多强?很多调查都询问养育子女是否有压力和养育压力大小的主观感受。从目前调查数据得到的主要结论是,认为养育子女没有压力和压力一般的在30%以内,压力不大和没有压力的不到5%,有压力的超过75%,认为压力很大的超过30%。由此可见,养育子女面临较大压力是一个普遍现象,而不是个别问题。那么,养育子女的压力到底来自哪里?2016年中国社科院调查数据和以往的研究表明,养育子女的压力主要是经济压力和教育压力。认为养育子女主要是经济压力的比例在50%左右,主要是子女教育压力的在30%左右,两者合计在80%左右。

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是临时现象还是历史规律?生育转变规律和世界各国低生育率的变化历史告诉我们,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育转变是历史的必然。然而,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能否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合理的水平上?对此,如何破解生育意愿偏低和人口负惯性因素不断增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以此为出发点考虑问题,显然,需要针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影响生育意愿的突出问题,从养育子女的主要压力和面临的困难入手。

经济压力是影响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的第一位因素,但经济压力的形成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压力的大小既体现在收入水平的高低上,也体现在生活成本的大小上;既是家庭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历史积累的结果,也是当前收入水平和收入预期的反映,同时还是个人和家庭生命周期突出矛盾的体现。为了解决收入水平和养育子女问题,国家虽然已经出台了育儿专项税收政策,但专项减免政策效果与经济压力之间尚未实现最优匹配。因此,为了达到预期效果,未来生育专项补贴水平和力度还需要找到一个最优的平衡点,以实现经济手段的最大效用。

教育压力是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第二位因素,而教育资源的供给和配置是社会发展水平和公共资源配置水平的标志。教育压力的来源不仅仅是教育费用的高低,更重要的是优质教育资源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因此,如何构建公平教育制度和均等化的优质教育资源是今后面临的一大挑战。

责任编辑:刘宇同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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