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2）

第一个问题，民俗文化是一种日常生活文化，它不是为了创作，而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精神享受所形成的文化。它是在日常生活中的，它跟日常生活是相继不离的。就像民间文学，不会像作家一样，专门去创作一个东西。我们讲民俗文化的时候，经常会说风俗，风俗是全民性的，而民俗从民俗学来讲，是指中下层。比如昆曲不是民俗。花鼓戏就是民俗。所以非遗不等于民俗，但是民俗里面很多是非遗。非遗有十类其中一小类叫民俗，但实际上民俗比那个范围要大。

世俗呢？我们一般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状态看社会的生活习惯时，或者社会风气的时，是世俗。还有一个礼俗，它是一个整合的词，是把上层的礼仪和下层的俗，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形态。

今天主要讲民俗，第一，讲民俗的概念。老话讲：“必也正名乎”。了解一个事情，要先把它的名、概念搞清楚再讨论。民间风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这个主体是老百姓，是老百姓自己创造、自己享用，也是老百姓自己传承的一种生活文化，生活文化是我们的核心概念。

中国民俗这个词，其实很早就出现。虽然民俗学研究的民俗是现代学术的一个词，但是中国很早就有民俗这个词，因为中国人很重视民间风俗。最早是出现在《礼记·缁衣》里面，它有句话：“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恶以御民之淫，则民不惑矣。”“君民者”就是管理人民的人，君，是动词。“章好以示民俗”，他要选择一个合乎标准的对象，来给大家展示，让大家去仿效，让一般老百姓有一个好的学习的榜样。“慎恶以御民之淫”，对好坏，我们管理者应该有一个鲜明的态度，不好的事情，要明确反对。对好的事情，要大力表彰。这样老百姓就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如果没有这个标准，大家按自己的个人体会去行事的话，社会就混乱。

《史记》是非常伟大的著作。它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天人之际，多大的问题。古今之变，从历史到现在，古今对照，通达这个社会发展的规律。然后还要成一家之言，要说自己的话。所以《史记》里边有很多非常好的篇章，虽然是史书，但是文学性很强，写的很多都是人间道理，有很多跟民俗有关的地方。在《周本纪》里讲了一段话，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周代大概有800多个小国。虽然周天子一统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还有很多小诸侯国。其中有两个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芮国。虞国和芮国是两个相邻的小国，这两个小国经常为了边界的问题闹纠纷。没办法想请姬昌仲裁。及到周地，看到周国人相互谦让，长幼有礼，非常惭愧，说道：“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相互礼让而去。诸侯听闻了这件事情，凡是有矛盾纠纷都来找姬昌评判。

《货殖列传》是《史记》第一次为工商业者立传。大家知道工商业者，特别商人，在古代社会是被抑制的，汉代政策是重农，要重农抑商，商人不能做官，对商人穿什么衣服，不能坐什么车都是有限制的。《史记》不是官方修史，是司马迁私人修史，所以他就列了一个传，叫《货殖列传》，这里边记载了工商业者们怎么营销，怎么生产，怎么发家致富？给他们立传，这非常了不起。大家知道做生意经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文、人情。所以商人在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关注这个地方的民情。如果这个地方的人特别彪悍，就卖给他们宽袍的衣服。

再看《循吏列传》，循吏是跟奸吏相对的，是好官，是好官列传。《循吏列传》里写了楚国的一个名相，叫孙叔敖。当时楚国很大，有百万军队，土地800里，战车无数。当时只有秦楚齐三大国最有希望统一中国，最后是秦统一中国，改变了中国的格局。

当地楚人习惯坐一种矮车，叫“楚民俗好庳车”，但是楚王觉得坐矮车太不气派了，下令让全国人都坐高车。孙叔敖就跟他建言，你下令让大家坐高车，大家未必接受，而且都很反感，不如采取一种变通的措施，让他们既接受又不引起大的矛盾纠纷。怎么做？因为过去车到了门口有门槛。孙叔敖说，那些坐车的人不愿意下来走路，如果门槛高了，车轮小了，就进不去，就要下来推，但是那些人不可能下来推车，只要把门槛提高，他的车轮自动就会升高，他们自己就会改变。这叫因势利导。司马迁记载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告诉做政治措施的时候，应该采取灵活变通的方式。

民俗教化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儒家历来强调教化，强调用主流价值观去改变社会的生活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