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书治要的领导智慧》一书出版

《群书治要的领导智慧》一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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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于贞观初年下令,由魏徵、褚亮、虞世南、萧德言等社稷之臣编纂而成的资政宝典,其内容是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节选而成,上始五帝、下迄晋代,撷取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共五十卷,五十余万字。难能可贵的是,《治要》摘录的少数原著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昌言》《典论》《政要论》《体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使得《群书治要》的研究具有更加重要的文化价值。

《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群书治要》后由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成为日本天皇及皇子、大臣从政的准则,助日本实现了“平安时代”的繁荣。这正如魏徵评价此书“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群书治要》中的治国理政思想,特别是关于国家盛衰的规律,具有普遍的价值,不仅能“救弊于一时”,而且可“成法于万世”。

《群书治要》虽“广博而切要”,但却鲜为人知,至宋初就已经在中国失传。幸运的是,《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带回日本,成为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一部重要典籍。公元13世纪,《群书治要》在日本被发现,日本金泽文库藏有镰仓时代(1192-1330年)日本人手写《群书治要》,因此得以传世。清乾隆六十年,日本人将《群书治要》送回中国本土。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天明本《群书治要》为底本影印出版。此书虽重返中国,但传入之时没有引起清王室的重视,后又因战乱频繁,少有学者深入研究。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原驻日大使符浩先生,从日本皇室获赠一套天明版《群书治要》,由吕效祖先生等对其点校考译,著《〈群书治要〉考译》。2012年,由刘余莉教授主编的《〈群书治要〉译注》出版,补录亡佚之《春秋左氏传》(上)及《汉书》首尾两卷,并对全书注解翻译,成为对《群书治要》注译最为详尽之书。从此,对《群书治要》的研究才逐渐进入学界视野。

《群书治要》一书作为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其中既有明君治国的经验,也有昏庸败政的教训;既有忠良辅国的故事,也有奸臣欺主的实录。堪称资政巨著,鉴于此,2001年2月25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为《〈群书治要〉考译》亲笔题词:“古镜今鉴”。可见,《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施政参考,也是现代为官者必读的经典。

《群书治要》作为资政丛书,关于治国理政的思想相当丰富。 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等新命题、新理念、新思想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源头。实践证明,《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治国智慧、理念、方法与经验,均是经过历史考验所累积的宝藏结晶,是大浪淘沙的结果,历久弥新。可以说,这是领导干部深入认识中国传统治国安邦的理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读典籍。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刘余莉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群书治要》的研究与弘扬,曾主编大型丛书《〈群书治要〉译注》《群书治要(校刊本)》,出版了《中华文化五讲》《〈群书治要〉十讲》《半部〈论语〉治天下》《卓越领导之道》《政德------刘余莉精解〈群书治要〉》等专著。2017年她应邀为海口广播电视台录制了52集大型人文节目《品读〈群书治要〉》,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社会影响。

刘教授的《〈群书治要〉的领导智慧》一书,对于领导干部深入理解《群书治要》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精髓,借鉴历史上兴衰成败的教训,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责任编辑:叶其英校对:李天翼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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