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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系列报告】赵英:新中国工业化进程、成就与展望(4)

3.1957年到1978年的工业发展进程

这个阶段工业发展基本上延续了“一五”时期的计划体制和工业化路径。但是,由于受到国内国际重大政治事件的冲击,即便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工业发展也未能相对平稳地进行。工业呈现大起大落的发展状态。这个阶段出现了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发展道路的反思和改革尝试,但未能深入。企业技术进步缓慢,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产业结构失衡,重工业过度发展,占用资源太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重工业内部过分倾向于军工产业发展,其他工业难以同步发展。

在这个阶段,一些重大事件对中国工业发展产生影响,中国工业发展更趋封闭。从1953年到1980年共实施了五个五年计划,除“一五”计划外,其他计划未得到真正实施或在实施中出现重大波折。工业正常的发展规律、生产秩序和企业管理制度被严重忽视甚至破坏。正常生产过程被干扰,产品质量下降,新产品开发缓慢。产业布局大量转向西南西北内陆地区。

这一时期进行发挥地方积极性的尝试。曾经两次把中央企业下放到地方,但导致过度分散、重复建设,均以中央再度上收企业告终。随之而来的是有两个调整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生产正常秩序的阶段,分别是1961年—1962年、1975年。压缩基本建设规模,集中力量建设,恢复正常生产秩序。

“三五”计划提出“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得到了通过,但没有落实。其间还制定、实施了1956年—1967年的12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这个远景规划的执行还是比较成功的,而且这个远景规划包含了很多工业需要的重大科研项目,甚至军工的科研项目,极大带动了我国工业科研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另外,还进行了有限的经济体制改革尝试,例如试办托拉斯,以及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等等。

关于这个阶段的产业布局,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搞“三线建设”。所谓“三线”主要是指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同时又提出中部及沿海地区各个省市要在自己腹地搞“小三线”。

1964年到1980年“三线”投资占全国投资的近50%。1964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建设的工业项目达到300多项,其中钢铁工业14项、有色金属工业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工业10项、森林工业11项、建材工业10项、纺织工业12项、轻工业8项、铁路工程26项、交通工程11项、民航工程2项,从东部迁入企业49个。在西南地区,规划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以长江上游万县到重庆的船舶工业基地。在西北,规划了航空工业基地、航天工业基地、电子和光学仪器基地、常规兵器基地等等。

“三线建设”为了备战,强调企业选址要分散、靠山、隐蔽,违背了工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因此,这些企业运行成本非常高,经济效益比较差。但是,也应该看到,“三线建设”对于改善西部经济不发达状态、改善工业布局有着极大的作用,为后来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基础。1978年,西部地区工业品生产能力已经占全国工业生产能力的1/3,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巨大飞跃,也为后来西南、西北的开放奠定了基础。特别是当时围绕着这些企业的建设,修建了大量的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这对西北和西南的大开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对于“三线建设”,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忽视经济规律、忽视企业建设规律所导致的损失和没有效率;另一方面,我们要从宏观上看,其积极意义还是不能低估的。

最后,我想对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发展做一个评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国内条件下,通过国家行政手段,集中资源,以计划体制发展工业有其必然性。计划经济体制从来就不仅是工业计划,也不仅仅是经济计划,而是围绕经济、工业发展进行的整体国家发展计划。计划经济体制不仅对奠定工业化基础发挥作用,而且对奠定锻造现代国家管理体制的过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形成现代国家管理体制的框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应对“千年未有之巨变”时,中国面临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轨,探索重建中国现代“大一统”的模式与路径,这是很伟大、很复杂的历史使命。在这种情况下,重铸“大一统”现代经济管理模式,计划经济体制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围绕经济工业发展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国政府在全国建立了统一的财政、税收、金融、科技、教育、医疗、社会管理、治安、统计体系。从沿海到边陲,有效地置于中央政府管理之下。没有全中国的治理整合,就难以在艰苦匮乏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建设。通过不断摸索,政府逐步提高了对经济发展、工业发展的管理水平。

当然,计划经济有其重大的缺陷。但是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回顾计划经济体制,必须把其对整合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地评价。在1949年到1978年计划经济体制下,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化体系逐步建立,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建立起了相应的科技教育体系,为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支持力量。例如,“两弹一星”的攻关,相当部分工作是在中国科学院和大学完成的。现代科技、教育体系的建立为后来改革开放奠定了科技、人才的基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前30年平均GDP年增长率是7.4%。1949年到1978年工业年平均增长率是13.5%。这在世界上都是相当高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2倍;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由30%提高到72%;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由26.4%提高到57.3%。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农业工业国。1978年,原煤年产量由0.32亿吨增加到6.18亿吨;钢年产量由18.5万吨增加到3178万吨;年发电量由41亿度,增加到2566亿度;棉布年产量由18.9亿米,增加到110.3亿米;原油年产量由12万吨,增加到10405万吨;汽车年产量由0增加到20万辆。军工科研生产取得了巨大成就,“两弹一星”取得了巨大成功,建立了相对完整独立的军工体系。

1950年进出口总额是11.3亿美元,1978年已经是206.4亿美元。全国县县通了汽车,铁路通车里程由2.2万公里增加到5.04万公里。民用航空线由1.14万公里增加到14.9万公里。

培养了一支由管理干部、技术人才、技术工人组成的工业发展队伍,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承接外来先进技术和先进工业生产力的工业基础。

中国这一阶段仍然尽可能与外部世界接触。进出口贸易由1950年的11.3亿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17倍。在受到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我们进行了技术引进。例如,引进了法国贝利埃重型商用车技术,引进了13套大化肥装备,引进了日本维尼纶成套设备,等等。

4.1949年到1978年工业发展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首先,政治因素对工业发展形成了巨大干扰,导致了“大起大落”。中国工业发展、经济发展速度降低,进一步拉大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1967年到197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5%,低于同期美国的9.1%、日本的6.7%。技术差距更进一步拉大。

“宏观政策多变”,既定的五年计划难以顺利完成,受到干扰;“微观管理过死”,企业缺乏活力,既不能自主经营,又难以持续进行创新活动,技术进步缓慢。企业只是生产车间。企业家缺乏经营能力,管理水平落后。

政府工业计划一般来说倾向于“铺摊子”、外延扩大再生产(建设新厂子),老厂技术改造不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过度强调自力更生,排斥外资、外部技术,使工业在封闭环境中技术更加落后。计划经济体制内,思想束缚,动员资源的手段相对单一,主要依靠农业、国有企业积累利润。国有企业利润几乎全部上缴,技术改造升级能力严重缺乏。条块分割、重复建设,阻碍资源优化配置。由于缺乏竞争,企业只是生产单位,缺乏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的能力,对内对外都是这样。

产业结构严重失调。积累和消费失调,人们生活改善缓慢。“一五”到“五五”计划期间,积累率在67%以上。重工业与轻工业发展失调。1946年到1978年,重工业增长了90.6倍,年均增长16.9%。而轻工业只增长了19.8倍,年均增长11%。农业发展严重滞后,重工业内部失调。机械工业增长超过了原材料工业增长。1978年中国工业能够生产18万台机床,机床加工能力大于钢铁供应能力3—5倍。另外,能源紧张。由于基础设施落后,能源交通运输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当时的工业发展经常是以电定产、以运定产,有多少电力、有多少运力支撑,就生产多少东西。这也反映出结构失调问题。

责任编辑:张凌洁校对:张一博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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