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夏淑琴:家族的责任

幸存者夏淑琴:家族的责任

幸存者夏淑琴有两个“家”:一个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哭墙”上,外婆外公、爸爸妈妈、姐姐和两个小妹;另一个“家”则在南京马群,17个人的大家族,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如今,为了“哭墙”上的这个家不被遗忘和污名,包括年仅4岁的重外孙在内,夏淑琴的四代人在接力为南京大屠杀作证。

夏淑琴,1925年5月出生在南京。日军进攻南京前,夏家共有9口人。外祖父聂佐成(70多岁)、外祖母聂周氏(70多岁)、父亲夏庭恩(40多岁)、母亲夏聂氏(30多岁)、大姐夏淑芳(16岁)、二姐夏淑兰(14岁)、大妹妹夏淑芸(4岁)、小妹妹夏淑芬(1岁)和8岁的夏淑琴,一家人租住在城南新路口5号一个房子里。

灭门惨剧就发生在南京大屠杀开始的第一天。

1937年12月13日上午,一队日本兵约有30人来到夏家门前敲门,刚刚打开门的哈姓房主就遭到枪杀。父亲看到这个情况,跪在日本兵面前恳求他们放过家人,也被日本兵用枪打死。

母亲吓得抱着1岁的小妹妹躲到一张桌子下面,被日本兵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日本兵从母亲手中夺过小妹妹,把她摔死在地上,接着他们扒光了母亲的衣服轮奸后刺死。随后,外祖父、外祖母及两个姐姐也相继遇害。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大妹妹夏淑芸的哭声惊醒,看到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喊着要妈妈……”夏淑琴回忆道。

侥幸活下来的夏淑琴姐妹靠家里仅剩的炒米、锅巴活了下来。直到14天之后,才先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和舅舅收养。

如今,7位亲人的名字都被刻在了纪念馆“哭墙”之上。每年清明和12月13日,夏淑琴都会在家人的陪伴下到此处祭奠。

“作为孤儿的我只能在这面冰冷的‘哭墙’上感受亲人的存在。”夏淑琴说。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以后,夏淑琴的生活才开始改善。1954年,她与张鸿章结婚,生下了3个孩子。丈夫早逝,夏淑琴又独自将儿女拉扯大,如今也有了两个外孙女,一个孙子一个外孙。“加我在里面,一家刚好17个人。”夏淑琴说。

在这个大家族的眼中,夏淑琴是个了不起的老婆婆。

1994年8月,夏淑琴成为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2002年,夏淑琴以幸存者的身份再赴日本进行证言集会;2006年,夏淑琴则是以被告人的身份赴日应诉,污蔑其为假证人的日本右翼分子缺席并撤诉,夏淑琴当庭反诉,控告对方名誉侵权并最终获得了胜诉。

“在日本右翼修改教科书、污蔑她为假证人之前,她也是个想过平静生活的老人,毕竟事情都已经过去了几十年,最后挺身而出,是真的觉得太受欺负了。我陪着她几次到日本,亲眼看她跟日本民众交流,和日本右翼辩论,真的很佩服我这个婆婆的勇气。”郝明萍说。

“外婆外公、爸爸妈妈、姐姐和小妹们,你们好吗?多少次在梦里与你们相遇,我多么渴望再吃一串外公外婆给我买的糖葫芦;我多么渴望再次聆听爸爸妈妈的声音,哪怕是爸爸您对我严厉的训斥声;与姐妹们互相打闹嬉戏的声音似乎还飘荡在耳边……”12月1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组织的家祭现场,32岁的夏媛替外婆夏淑琴读出了这封家信。

似乎是继承了外婆的坚强,这个从七八岁就听着南京大屠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的姑娘,如今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传承幸存者证言的工作中来。“知道我是幸存者之后,身边有很多人都会来询问我南京大屠杀是不是真的存在等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用我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夏媛说。

责任编辑:李娇校对:董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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