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建业：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和创新发展（2）

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关注点

结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有这么几个重点关注点：

第一，金融问题。未来的中国经济，只要金融不出问题，就不会出现大问题；只要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就不会有大问题。这几年来，我们大量的精力都用在了外交、军事，特别是反腐等问题上，这也是我们必须全力应对的，但在金融问题上精力与关注不够。从某种角度上说，我们对金融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钟高悬，坚持防范金融风险，抓牢基本制度建设、监管机制以及风险防范机制等。

在金融创新方面，我们要对金融面向社会的放开这一问题慎之又慎。在监管方面，我们要选择刚性的应对措施，要强有力且及时。为什么说未来的金融问题会是越来越严重的？因为金融国际化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其风险的一面并加以防范。未来我们的金融国际化，特别是跟西方的博弈，要求我们拥有更多防范金融风险的手段，以应对防范金融风险难度明显加大的情况；同时，必须以全球的格局开放视野，警惕各种可能引起通货膨胀的问题。

第二，城市发展问题。未来的城市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城市发展与产业融合的问题。历史上的城市发展，实际上都是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城市，就是有城、有市，“市”是指贸易，也就是产业。近现代的城市快速发展，是与工业化相关的，即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快速发展。但是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我们也发现了城市发展的问题：一是工业化发展给城市带来的负面影响，主要是环境污染的压力，即需要在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去工业化。二是去工业化以后，城市发展则需要有新的产业融合。也就是说，未来城市的发展与产业融合上的选择，以及如何进行产城融合，是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现在传统的产业研究已经过时了，关于未来的城市发展，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发展，需要我们更为深入、更为全面的思考，看到两面性，化解“大城市病”。

如何做好城市发展战略调整？主要是要看到各种要素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特别是人才、创新要素向中心城市、大城市集聚的趋势。我们要重点规划、发展各种形式的中心城市，如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等。

第三，技术创新问题。未来，我们要重点关注的经济问题之一，就是技术创新问题。自近代以来，技术创新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如欧洲文艺复兴、以蒸汽机为标志的英国工业革命等。历史上的技术创新有一个共性，就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慢慢表现出来的，即先集中在一个企业、行业或某一领域、地区、国家，然后再慢慢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然而，现代以来的技术创新，尤其是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为标志的技术创新，则出现了对整个人类社会以及社会的组织管理、运行结构等产生巨大冲击的特点。例如，现在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使得传统媒体难以生存，更颠覆了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如今的技术进步，是我们的政府与各界精英人士所关注的。

现在，技术创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冲击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技术创新竞争已经是全球性的竞争。依托于互联网、互联网金融、大数据等方面而产生的当代企业，面临着全球范围的冲击与挑战，尤其是技术创新上的日新月异，如区块链技术等概念的提出。我们必须要关注这些新的东西，时刻不忘学习。

现在技术创新的一个最大要素就是人。例如，一个城市的竞争力，其诸多要素中排第一位的就是人才。推动城市发展、产业转型升级的第一动力也不再是资金，而是人才与创新。因此，我们要把创新驱动、人才培养、新动能的培育，放在城市发展的第一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原因。

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动创新发展光有人是不行的，必须要为人才建设相应的综合生态，如人才与其他各种创新要素汇集的区域、平台等。适应的综合生态，包括生活、工作、休闲、消费、医疗、教育、生态环境等方面，既是留住人才的关键，也是推动创新、产业发展的关键。

第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重大问题。从社会的角度上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事关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得这么快？本质上靠的正是党的领导的政治优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蕴。我们跟西方是不同的：一是我们政治上有着强有力的优势，这也是支撑我们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二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的优秀品质，就如邓小平同志谈中国经济发展时曾提及的，中国的老百姓想赚钱，赚了钱是为了存钱、积累财富。这两点也是我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与稳定器。所以，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我们无需悲观。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出现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只要政治稳定、经济开放，我们就能发展好，这也是经过四十多年历史检验的。

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位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发展起来后所产生的城市化问题、社会治理问题。这些问题是我们以前关注不够的，是我们必须摆在桌面上来解决的，也正是整个社会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解决以上问题、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经济学家们要转变思路，不能只关注宏观问题的研究，还要重视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深入到老百姓中去，下沉到社区里去。也就是说，我们的公共政策必须要下到底层，到每个家庭、每个人；我们的学者也要进入到社会管理的运行中，去分析、解决问题。深入到社区，才叫社会治理；建设社区，解决底层的问题，才是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违者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