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努力提高政治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要管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首先要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后继有人、长治久安，因此从一开始就要严格要求、严格管理，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努力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成为对党忠诚的卫士，对党的事业有担当的勇士，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身的战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性质和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决定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这是对党内政治生活重要性的高度概括，抓住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和根本。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既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没有深刻的认识就不会有自觉的行动，没有自觉的行动就会流于形式，因此首先要在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上下功夫。

我们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建党时所处的环境是非常恶劣的，外有“三座大山”压迫，内有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党从一大制定的第一个纲领起就对党内政治生活作出了严格的规定。正是凭借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虽然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的考验，都打不倒、压不垮、冲不散、砸不烂，不断发展壮大，党员人数从50多名发展到如今9000多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成为“赖以拄其间”的中流砥柱。实践证明，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凝聚力、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特征，是解决党内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广大党员锤炼党性的“大熔炉”，纯洁党风的“净化器”。每一名党员既然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要接受纪律的刚性约束，这是无条件的，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也是每一名党员健康成长的根本保证。

严格党的纪律，是从严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我们党从三湾改编就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增加为八项注意），1947年10月10日毛主席起草训令重新颁布。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陈云同志针对某些人提出的纪律应当“松绑”的论调，鲜明指出“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历史的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内政治生活健康，领导就会坚强有力，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顺利发展；反之，就会削弱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建党初期，陈独秀担任了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尽管他对党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独断专行，不能团结同志，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敌人杀害的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人，党员从6万人减少到1万多人。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纠正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的斗争，逐步创立了中央苏区，有21个县，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由于当时的主要领导博古等人执行王明“左”倾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红军被迫转移。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湘江之战后减至3万多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延安整风运动通过党内健康的思想斗争，及时纠正了各种思想错误，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成立了新中国。党中央根据实际情况，多次强调要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并且两次制定关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规定。特别是2016年制定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了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针对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从12个方面作出160多条规定，是对党章有关规定和要求的系统化、具体化，是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的具体举措，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基本遵循。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我们都应自觉对照有关规定，以“吾日三省吾身”的态度来检视发现自身的不足。焦裕禄同志每晚都要“过电影”，想一想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还应该做，特别提出“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每名党员都要自觉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扫除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增强政治免疫力。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内在要求。党的事业在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不断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落后面貌。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央，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国际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强大，他们在搞垮苏联后把目标对准了中国，对我们实行“和平演变”“颜色革命”的图谋从来没有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艾伦·杜勒斯提出了“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并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道：“当有一天，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再相信他们老祖宗的教导和他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美国人就不战而胜了。”奥巴马曾说过，如果让13亿中国人过上与他们一样的生活，那将是一种灾难，更不要说亚非拉等贫穷国家。苏联共产党成立近100年、执政70多年后党亡政息，并牵连东欧共产党垮台和丧失政权，其中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既有政治原因又有经济原因，政治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内因又有外因，内因是主要的；既有主观原因又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现实原因是主要的。外因不可忽视，内因起决定作用，经济原因与政治原因相比，政治原因是决定因素。“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如果党的自身出了问题就会丧失政权，宏伟的事业就会前功尽弃。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取得了胜利，也还会有失败的危险。有风险、有问题并不可怕，看不到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意识不到风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爱党、为党、忧党，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斗争本领，成为政治上可靠的忠诚卫士。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的干部队伍总体是好的，但近些年来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令人吃惊、忧虑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商品交换的原则必然会向党内渗透，每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遏制私欲，在各种诱惑面前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经受住考验，过好“五关”，就是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人情关（亲朋故旧）。事实证明，有的干部没有经受住考验，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落得身败名裂，更令人震惊的是一些地方发生了“塌方式腐败”“群体性贿选”，其危害更为严重，带坏了一方风气，恶化了一方政治生态，耽误了一方发展，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党内政治生活严格，一些人不至于越陷越深，小错铸成重罪。有的人存在侥幸心理，其实“侥幸”就是“铰链”。有些犯了罪的人说，如果人生能够重来，一定规规矩矩做事，老老实实做人。可惜，悔之晚矣，人生没有“如果”，没有“重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才德论”中对“德”与“才”的辩证关系有着精彩的论述，“德者，才之帅也；才者，德之资也”。他把人分为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他特别提出要严防用“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朱子家训》中说：“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德不配位，必有灾殃。”共产党人最讲德，选任干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党员干部最大的德就是党性，党性强才能保持政治定力、头脑清醒。如郑板桥诗中所说：“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党性修养不是一天完成的，也不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务的升迁而自然增强，必须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中不断提高，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从入党的那一天起就要严守政治纪律，恪守入党誓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什么？就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入党誓词虽有过多次修改，但“永不叛党”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党内有数不胜数的优秀党员，他们铁骨铮铮，“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李大钊被押赴刑场时，一路高唱“国际歌”，面对绞刑架大义凛然，慷慨陈词：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方志敏在狱中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还有革命时期的蔡和森、瞿秋白、杨闇公、夏明翰、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等；和平建设时期像雷锋、王进喜、史来贺、钱学森、焦裕禄、谷文昌、麦贤得等等，都值得我们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