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6】地名:历史文脉与文化名片

【2020-06】地名:历史文脉与文化名片

地名是专有名词的一部分,用来指称山岭、河流、政区、城市、村落、街巷等各类地域。它们大多由人民群众约定俗成,少数以行政力量刻意为之,命名依据出自当地某种自然或人文的区域特征。不同时代产生的地名或持续沿用,或历经演变更替,成为语言发展的见证、地理环境的标志、社会生活的写照、时代变迁的记录,因而也成为历史文脉的象征、地方文化的名片。北京地名在上述方面颇具典型性,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当发挥其独特作用。

历史文脉:无形与有形同在

近年来,按照推进全国文化中心与三个文化带建设的要求,北京市各区相继着手进行区域历史文脉的梳理,探寻传承优秀文化的有效途径。文脉是人类文化前后相继的无形源流,有形的地物是文化的载体。借助于有形的书籍、碑刻、路牌等记载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北京地名,把它们蕴含的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连缀起来,就构成了体现文化发展轨迹的一条条无形的文脉。

从一条河流与一座城市的关系着眼,永定河被誉为北京的“母亲河”,其名称的沿革则是河流及其周边环境发生变迁的记录。在古代很长时期内使用的“㶟水”,是对永定河发源地山西管涔山层层累叠的岩石地貌的写照。中上游常用的名称“桑干河”,源于北魏时期活动在山西北部的鲜卑族的语言,原本用来指称㶟水在那里的一条支流。汉字音译的“桑干”与桑树、桑葚毫无关系,它的意思是“白”,形容河水清澈。桑干河到隋代衍化为整条河流的名称,这也是区域民族活动的反映。在这之后,中上游流域的畜牧经济被农业经济代替,垦殖过度加剧了水土流失,河水含沙量随之增多,河流的命名也转而表现河水浑浊、易决易徙等特征。唐代开元年间的李神德墓志已称之为“泸沟”,这是“卢沟”的同音异写。此前的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早就解释过“水黑曰卢”,此后的南宋周煇《北辕录》更是明确指出:“燕人呼水为龙,呼黑为卢,亦谓黑水河。色黑而浊,其急如箭。”到明代,又有了“浑河”“小黄河”以及形容下游河道迁徙频繁的“无定河”等称谓。正因为河性如此“无定”,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皇帝视察河堤后才反其意而用之,赐名“永定河”,以寄托对永久安澜的期盼。

朝阳区大郊亭、小郊亭一带,曾是古永定河反复改道留下的积水洼地,叫做“郊亭淀”。北宋雍熙三年(986)征集北伐方略,幽州人宋琪提出的计划之一,是将桑干河水灌入高梁河,再把溢出的河水引入郊亭淀,从而把幽州城(在今北京西南)隔离在河水泛滥地带的南岸,阻止北来救援的契丹骑兵。郊亭是古代在城外大路旁设置的休息处所,也是为客人送别饯行之地。通常是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按照地名演变的一般规律,郊亭设在幽州城东去的大路旁,周边成为积水洼地之后,即命名为“郊亭淀”。积水消退后这里逐渐形成两个村落,分称大郊亭、小郊亭。随着当代郊区城市化的发展,村落名称已变为街巷、道路与区片的名称。一个地名的前后更迭,见证了自然与社会的变迁。

至于大栅栏的来龙去脉,熟悉北京历史的人们更是耳熟能详。明朝永乐初年在前门外设置招商居货的廊房,至少在嘉靖年间形成了以“廊房头条胡同”至“廊房四条胡同”为名的街巷。廊房四条胡同按时启闭的临街栅栏远比别处宽大,清乾隆年间遂称其为“大栅阑”,一般写为“大栅栏”,清后期与民国年间发展成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自明代以来的胡同名称更替,是追寻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线索。

永定河、郊亭、大栅栏只是数以万计的北京地名中的典型例证,一段段微观历史前后接续,必将描绘出北京文脉的清晰图景。

文化名片:特质与共性相济

城市的文化特质是在相互比较中显现出来的独有风格。北京地名具有传统与现代交融、特质与共性相济的色彩,老城区的地名尤其能够成为古都闪亮的文化名片。

地名语词大气磅礴,众多衙门和官职官员之名派生出大量街巷名称,最能凸显北京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文化特质。按照《春秋公羊传》等典籍的解释,“京”是人工筑起的高丘,“京师”则是天子所居、人口众多之地。纵观北京的地名语词,天安门、地安门、乾清宫、坤宁宫体现了至高至大的天地乾坤,紫禁城、皇城根、王府井充溢着古都的皇家色彩,六部口、户部街、兵部洼足见衙门之多,李阁老胡同、广宁伯胡同、武定侯胡同显示官员之盛。大气、皇气、官气充溢在地名语词之中,恰如古代谣谚所云,“不如是不足为京都”。

地名语词的庄重典雅,是城门、园林以及元明诸坊名称体现出来的京师文化特质之一。金中都的施仁门、彰义门、端礼门、崇智门,用语俱出于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元大都的丽正、文明、顺承、安贞、健德、齐化、平则、和义、崇仁等城门,闪烁着《周易》等先秦经典的光辉。元大都四十九坊以及明代北京诸坊,命名之源同样离不开《尚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中华元典。明代以来正阳门两侧左有崇文门、右有宣武门,北城墙上东有安定门、西有德胜门,正是孔子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象征。清代在北京西郊建立的圆明园、畅春园、清漪园等,也是以蕴藉深湛的文雅语词为名的典范。

与庄重典雅的地名风格不同,北京还有更多地名尤其是明清时期的街巷名称,出于百姓的约定俗成,代表了最广泛的从众从俗的文化形态。北京文化在官民之间看似轩轾分明却又彼此融合,因而构成了雅俗共赏、包容和谐的特质。在明清时期,举凡锅腔胡同、米市胡同、汪纸马胡同、王端老儿胡同之类,或比喻胡同形状,或指明街巷市肆,或显示居民职业,或直呼其人名号,无不洋溢着来自民间的市井味道。从清末民国开始,某些过于粗俗的地名用字被同音或谐音的文雅字眼替代,这是顺应大众审美意识日益增强的必然之举。地名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纽带,来到达智桥胡同不免想到明朝“铁肩担道义”的杨继盛,走进东交民巷势必唤起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种种记忆。唯其如此,一个个地名就是一张张城市文化的名片,不论其色彩强弱、影响大小,汇聚起来就是整个北京的文化形象。

文化建设:传承与创新并举

引领文化发展是首善之区的责任和义务。在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进程中,北京应在做好地名管理、传承地名文化、保护地名遗产方面率先垂范。

古代官方机构通常只关注城门、宫殿、园林和少量干道的命名,元明时期对数十个“坊”的命名也非常讲究,而街巷胡同大体上就由民间自发命名了。近现代将地名作为城市管理的对象之一,主要是更改语义粗鄙或违背时代观念的用字,根据治安和户籍管理的需要整顿街巷门牌,给新的或无名的街巷命名,建立各类地名标志。早在1964年,北京市就提出了道路命名应当遵循“符合习惯、照顾历史、体现规划、好找好记”的总原则,后来上升为全市所有地域命名或更名必须遵循的指南。1983年的《北京市地名管理办法》又把前两句调整为“符合历史、照顾习惯”。最近几十年,由于新城区的大幅度拓展与旧城区的路网加密,已经来不及等待地名“慢条斯理”地自然生成,而是代之以“未雨绸缪”的地名规划。这项工作与建设方案配套,逐渐成为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当前需要继续完善地名管理法规,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提升服务水平。地名标志的制作一度政出多门,地名的罗马化拼写存在混乱,应当努力使之回到中国地名标准化的规范轨道。地名语词的选择尤其要强调名实相副,杜绝言过其实或故作惊人之语的怪诞名称和外文译名,既体现源远流长的优秀民族文化与中国气派、地域特色,也要积极创新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型地名文化。

北京地名类型多样、内涵丰富,年代久远者已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有的命名之后一直流传到当代,需要我们加以继承;更多的则被各类文献记载下来,有待我们以适当方式和途径使之永久流传。“流传”与“继承”既彼此区分又密切结合,这才是“传承”的本义所在。“继承”无疑是着眼于优秀的地名文化,“流传”则无须区分它们是否符合当代对精华和糟粕的判断,而是要为后世保留真实的历史面貌。北京地名这座包罗广泛的历史文化“富矿”,贮存着取之不尽的宝贵资源。从金中都丽泽门派生出“丽泽桥”,从元大都健德门派生出“健德桥”,这些都是借助“流传”而实现“继承”的范例,前人的智慧仍在滋养着北京文化的发展。有鉴于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在街头设置地名碑刻的制度,既以此作为地名标志又附带介绍其历史文化,这样的做法不应仅仅局限于东交民巷等少数街巷胡同。迄今所见的地名规划,已在挖掘区域文化资源、保留传承历史文脉、推动历史地名“复活”等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也面临着如何尽快培养新一代地名规划专家的任务。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言,一位老人的辞世相当于一座活态博物馆的消失。一个地名及其有关历史的湮灭,也等于掐断了一条地域文脉的线索,目前应当抓紧进行挖掘整理,搜集关于地名的口述史资料刻不容缓。北京的地名文化丰富多彩,条件成熟时可以考虑建立专题博物馆,作为宣传展示场所和研究传承基地。

新时代的北京地名工作,需要在接续传统的基础上探索创新。伴随着亚运会和奥运会场馆建设而命名的北辰路、仰山桥等,就是比较成功的例证。一座村庄及其周边的田野变成一片城市街区之后,可以用作区域文化原点的或许只有一个村名。这样,依据区域地理特点和历史文化遗产命名,经过深入挖掘促使某些历史地名复活,就成为产生新地名的首选途径。不过,普通村落的这类文化资源往往比较贫乏,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将“创意命名”作为最后的手段,有时难免陷入新名称与当地缺少关联的窘境,失去了地域标志最重要的独特性。另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即使致力于刻意求新,也不能漠视本地的历史文化。体现时代特征与延续历史文脉,在北京文化建设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孙慧羽,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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