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3）

第四，列宁主义从苏联传入中国。列宁的著作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入中国的。1919年9月，北京《解放与改造》杂志刊载了列宁在1917年写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我国报刊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此后，我国先进分子相继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团体，翻译和研究马列著作。

1921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开展活动的初期，在上海正式成立了我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党中央宣传主任李达亲自主持的人民出版社的任务是：秘密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翻译著述。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并以上海书店为中心，在全国建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特别是在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尽管战斗频繁，条件极为艰难，仍然出版了《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论游击战争》等著作。

1921年，刘少奇、任弼时等人赴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1923年3月至1924年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成员先后有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到1927年上半年，到东方大学学习的中共人员前后达百人以上。至1930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培养了1000多名毕业生，其中有叶挺、王稼祥、秦邦宪、王明、俞秀松、朱瑞、左权、乌兰夫、杨尚昆、陈赓、伍修权、张如心、陈伯达、刘伯承、凯丰等。

1921年冬天，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始建立党的组织。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等首先由团转党，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接着又组成了中共旅莫支部。1922年初，任弼时、肖劲光等先后也由团转党。中共旅莫支部委员会由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吴芳组成。可见，这些早期留苏的共产党先驱代表人物成为后来传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坚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上述东西北三条渠道传入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也就是如何“化”的；而“化”出来了什么，则是“化”的结果。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时空上“化”的进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经过“民族化”“具体化”而“化”出来的结果。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伟大成果，是诞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两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脉络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邓小平同志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致开幕词，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崭新命题，并且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关系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可见，在本质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属于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其理论形态即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实践形态即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其制度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和未来共产主义制度。从理论形态上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可称为原生理论形态，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这一原生形态和其衍生形态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形态。进一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且与科学社会主义既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

当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只是一个理论，并没有实践。直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开始了社会主义实践。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原生形态，之后列宁在这一原生形态上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创立列宁主义，形成原生形态的衍生形态。科学社会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其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比如，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与俄国的中心城市工人暴动，武装夺取政权并不一样。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从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上并没有突破苏联模式。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比如，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都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新的诠释和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就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上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继承、发展和创新。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推进和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路、制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形态。这种理论形态表现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换言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体系化、形态化，是其逻辑进程的必然。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从两次历史性飞跃来看，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推进和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形态，从根本上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和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巩固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成立至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就始终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