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新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制度形态,要充分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的必然性,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对外传播,向世界分享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之治。

今天围绕“马克思主义传播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个主题和大家交流四个问题: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主要讲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和研究情况。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么传播的,通过什么传播的、方法是什么做一个介绍。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实践形态和制度形态。讲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怎么传播的,即在国内是怎么发展和传播起来的,在国外如何“走出去”的。第四,专门谈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去”,这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对外传播有关。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研究

人类历史的车轮驶入21世纪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和苏东剧变,世界上信奉社会主义的国家逐渐减少。在西方资产阶级政客看来,20世纪社会主义的气数已尽,21世纪将建立一个由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新的世界秩序。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这就是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当时整个世界的舆论。

然而,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宣称正相反,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死亡,而且随着马克思本人被评为“千年伟人”,呈现出愈来愈旺盛的生命力。伴随着新世纪的曙光,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国家的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特别是当西方政客看到中国依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这样一个事实,就不得不感叹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在世界上仍然高高飘扬,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正如当年西方叫嚷“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时,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

在中国共产党看来,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教条,只有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个基本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只能中国化,必须中国化,必然中国化,舍此无他。具体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传播的结果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至于论文,也是数不胜数。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传播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因而相关成果非常丰富。比如:丁守和等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79年版);林代昭等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编译局马恩室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林茂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高军等的《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的《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绳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彭继红的《传播与选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1899-1921年)》(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柳国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德旺的《新编五四运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简明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程恩富等的《马克思主义与新中国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梅荣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庄前生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出版和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比如: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美国学者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美国学者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汉学家对于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成果显著,其间有多处涉及马克思主义传播问题。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另外,韩国学者宋荣培的《中国社会思想史:儒家思想、儒家式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多有论述,认为“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由日本传进中国的”。

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面发表了很多著作。比如:美国哈佛大学学者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的《邓小平传》;美国作家罗伯特·库恩的《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熊玠的《习近平时代》。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和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科学理论,是时代的产物。这一伟大学说一经创立,就很快在工人阶级中传播开来,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所以,共产党人可以向全世界坦陈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知道列宁同志的著作里面很多篇目就直接冠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比如《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毛泽东同志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著作。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写下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记述了邓小平从1982年9月到1992年2月期间的重要著作119篇,其中73篇都是同国外政要或其他来宾的谈话,占全部篇目的61%。诸如“小康社会”“翻两番”“一国两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观点,都是同外宾的谈话中首次公开阐述或详细介绍的。这就是邓小平理论的对外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在充分吸收人类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是全世界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全人类性的科学真理体系,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解放和发展自己的行动指南,必然要在全世界得到传播和发展。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历史必然性,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阶级性、时代性、科学真理性以及人民性的理论品格息息相关。

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欧洲化、俄国化的进程,其时代化、大众化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共同演绎了19世纪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20世纪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阐述这个历史进程,我们以1880年春夏之交,恩格斯发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为例。这是一篇历史文献,与马克思和恩格斯许多著作一样,正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欧洲化和俄国化的历史进程。这里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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