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华：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 文化 − 文稿 − 报告 − 宣讲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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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中国哲学”的特点

谈及中国思想、中国文化，都没有争议。但是，中国思想到底怎么界定，能不能提“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是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一个文明论的问题。如果回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回到文明论的视野里，将有助于理解今天还在争论“中国哲学合法性”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百多年前有人质疑中国有没有哲学可以理解；一百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这个问题，则有点莫名其妙了。中国哲学这个学科确立至今，也已经超过一百年。中国学术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总是有人诋毁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认为“哲学”这个词汇是一个舶来品，但很显然，“哲学”二字只是一个翻译的词汇。那么，真正的问题在哪里？第一点，哲学有没有标准形态？第二点，哲学和文明的关系如何。一个如此悠久的文明，如果没有根本的看待世界、人生的目光，它又如何源远流长地走了这么多年？

我曾在上海陆家嘴图书馆参加了《中国哲学十五讲》的活动，在那场活动中我也提到，一直以来有所谓“中国没有论”，包括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等，而最近一个更夸张的讲法是中国没有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赵汀阳在《惠此中国》中对中国文明有一个非常精到的概括，第一条就讲中国文明是自发生以来从未中断过的文明。回到问题本身，如果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甚至没有创新，中国几千年历史如何延续至今？因此，这种讲法可以休矣，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无聊”。

当你说中国没有哲学的时候，标准的哲学形态是什么？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拉图？如果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代表标准形态，那么奥古斯丁、笛卡尔是哲学家吗？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巅峰，但这不意味着谢林、黑格尔等就是唯一的哲学形态。实际上，哲学没有标准形态，既然没有唯一的哲学，中国没有哲学的说法也就无从说起。那么，什么是哲学？我认为：关于世界、人生根本问题的理性的、成体系的思考，就是哲学。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所有的思想者，其实都是哲学家。这其中涉及三个要素：一是关于世界、人生的根本问题；二是理性地看问题；三是要成体系，如果不成体系，则应该叫“思想的片段”或“思想的洞见”。我当然认为中国有哲学，而且“中国哲学”这四个字也是我一直以来的坚持。

《中国哲学十五讲》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不怎么讲学派思想的传承，我的重点只在于深入每一个哲学家体系的内部，揭示这一体系的核心和最为关键、最具思想张力的那部分内容。在这里，我最想突出强调的就是中国哲学的说理方式，也就是以思辨的逻辑的论证的方式来说理。实际上，关于论证本身的理解就非常复杂。《仁学本体论》中非常明确地讲了论证本身。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论证？论证是让我们所说的道理更具说服力，是使道理获得说服力的形态。

论证有不同的传统和方式。其中，丁耘教授在《道体学引论》一书中讲到了诠释性论证，即：通过诠释历代哲学家的思考，通过诠释历代伟大的哲学经典，来获得自己论说的说服力。这一路线根本来说还是经学路线。我认为，诠释性论证在相当多的时代都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只要这个时代的权威系统是完整的。在权威系统完整的情况下，只要回溯到基本权威，所说的道理就获得了足够的说服力，这就是诠释性论证，或者说是整个经学论证的方式。

举个例子，在一个孔子的权威不受质疑的时代，需要辨析的只有两点：第一，这句话是不是孔子说的；第二，孔子说的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当权威系统崩解之时，仅仅回溯到某种权威的系统就不再有这样的说服力，在这个时代、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就要回到所谓的“自然之理”、根本的原理上来，回到最基本的普遍理性所能支撑的逻辑和思辨的论证上来。我在《中国哲学十五讲》中呈现的主要脉络，呈现出的几个时代，也是中国哲学最具原创力的时代，因为这几个时代都是从人的普遍理性出发，用逻辑的和思辨的方式提供论证的时代。

需要注意的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是从整体性来思考世界、人生的，也是人类在用基本的理性思考。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类开始用理性方式、以整体角度来思考和理解人生的时候，他所达到的洞见高度，就是人类的普遍理性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这也是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不断回到这一高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子所达到的洞见高度是那个高度，但是至少我们在《论语》中没有看到孔子对其思想的完整论证，为什么没有？原因很简单，因为孔子不需要证明自己。我们在读《论语》时会发现，孔子说出一个道理，没有人会质疑他。虽然孔子一生经历困顿，但是他的一生却没有遇到严肃的思想挑战，最多就是他的学生偶尔对他有一点小小的质疑。

但是到了孟子、庄子那个时代，想通过诉诸权威来解决问题就很难了。因此，孟子、庄子所走的哲学道路，最根本的就是要在最根源处拿出哲学论证。

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是完整继承的，但是在继承中又有发展，这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孟子补足了根本论证。这也是我在《中国哲学十五讲》里面讲孟子的关键。

庄子所走的哲学道路更是如此。魏晋时期也是一个权威动摇的时代。为什么这样说？从“五经”到“三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为“五经”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