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颖：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内容提要：经过创立者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深刻转型，通过对以黑格尔法哲学和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与重构，以及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类社会最后一次“伟大的社会革命”的相关思想最终得以确立并成熟。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四论四统一”的架构体系，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对立统一的革命动力论，量变与质变辩证统一的革命进程论，无产阶级品质独特性与阶级基础广泛性相统一的革命主体论，革命目标确定性与具体策略灵活性相统一的宗旨策略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对当前中国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 恩格斯/ 社会革命/ 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王丽颖(1978-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在站博士后，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1

标题注释：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阐析”(17KSD194)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创新支持计划”专项建设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历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社会革命是“人们在改造社会中对社会进行的重大而根本的变革，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和最高表现，是社会形态发展过程中由低级向高级根本转变的质的飞跃”，是“用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腐朽的落后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①的实践活动。由此可知，社会革命不是一次两次的具体革命行动，而是为实现社会形态根本变革、社会制度根本替代而进行的一系列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的集合。按照这一定义，人类社会已经发生了多次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有深远影响。”②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考察了人类以往的社会革命，详尽分析时代背景和工人运动实际需求，合理扬弃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建构起以唯物史观为逻辑起点，以“人的全面解放”为终极旨归，经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治革命、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阶段、直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社会革命思想体系。这一宏大体系内涵极其丰富，涵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专政理论、政党建设理论、社会治理理论、意识形态理论、社会发展形态理论等。这一思想体系的精髓是重点回答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四大核心问题：革命动力、革命进程、革命主体和宗旨策略。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从理论建构到完成科学论证历时半个世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硬核。

一、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经过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超越与重构，经过对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发展趋势的研究和批判，才得以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的。

1.逻辑起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继承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过程同步展开。理论建构的首要前提是完成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对黑格尔法哲学辩证思维的批判继承，为这一转变提供了逻辑前提。在柏林大学读书时期，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主要是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为精神支柱。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以辩证法思想批判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思想，但其理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却一直未变，因此造成理论上的致命缺陷。在国家问题上，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观念的实现，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分别对应伦理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三者都是“绝对观念”的产物和表现。这些观点影响了青年时代的马克思。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就职时，发现作为“理性代表”的国家总是维护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全然不顾人民群众的疾苦。这让马克思感到痛苦和疑惑，开始检视黑格尔的法哲学观。经过大量历史和经济问题的研究后，马克思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开始清算黑格尔头足倒置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他指出，黑格尔用理性主义国家观去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分裂和异化是不现实的，因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conditio sine qua non[必要条件]。”③通过科学研究和理性反思，马克思厘清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辩证关系，纠正了黑格尔颠倒的辩证思维，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迈出了重要一步。

1844年春，马克思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继续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宗教观。他分析了市民社会、国家和宗教的关系，认为“宗教已经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现象”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通过分析英德两国的历史差异进一步指明：无产阶级将承担消除市民社会异化、彻底实现社会解放的历史重任。在德国，这种可能性在于产生一个彻底的戴“锁链的阶级”。这个阶级不能再求助于任何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这个阶级的存在表达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就是无产阶级。在德国要想实现真正人的解放，必须以哲学做“头脑”，以无产阶级做“心脏”。此时，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功能已经被马克思揭示出来。

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继续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他们指出，历史是由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创造的，而非高居于人民之上的神圣家族式的人物创造的。人民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又是革命的重要推动者。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处于毫无特权的最底层，与资产阶级全面对立。随着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必然在历史上有些什么作为”⑥，那时将是宣告私有制灭亡之时，无产阶级将在这场斗争中解放全人类和自己。

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进行整体、系统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逐步确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革命主体、以哲学为精神武器、以政治革命为载体的推翻资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路径。

2.逻辑基础：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批判超越

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观、历史观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向产生了重要作用，提供了思想批判的理论武器，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终确立奠定了理论前提。它的历史贡献在于“炸开”了黑格尔法哲学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马克思吸收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借以追问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和内在规律，寻求变革现状的根本路径。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真正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介质，但是旧唯物主义存在严重的缺陷。恩格斯形象地评价其为“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⑦。费尔巴哈虽然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但也抛弃了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主张建立以爱为基础的、超越阶级和历史的、永恒的伦理道德原则。因此，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的哲学囹圄，就成为马克思恩格斯确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关键步骤。

通过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彻底清算，马克思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发现了人类社会运动的根本规律和伟大社会革命的生成机制。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费尔巴哈哲学体系的主要缺点在于“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⑧，而忽略了主体“感性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方面和实践的巨大作用。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无产阶级“违反人性顶点”⑨的生活环境以及为改变现状而付出的一切努力，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统一起来。这一革命的实践孕育在“世俗基础本身”及其固有矛盾当中，也只有通过革命的实践才能使世俗基础发生根本性颠覆，才能在理论和实践中消除“世俗家庭”。这里，马克思清晰地阐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积累和膨胀必将进一步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世俗家庭与神圣家族之间的矛盾，而“改变世界”的唯一途径只能是革命的实践，即深入而广泛的社会革命。

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进一步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论证了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合历史规律性，并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恩格斯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根源归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⑩，目前生产力的发展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它已经不再是生产发展的推动力量而俨然成为破坏力量。同时，它还衍生出一个专门承受负重、“被排斥于社会之外”(11)、并占据全体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特殊阶级。这个阶级不得不同其他阶级发生最尖锐的对立，并产生最彻底的革命意识——共产主义意识。彻底的革命意识必将催生彻底的革命实践，触动社会生活本质，即消灭异化劳动、消灭阶级统治、消灭阶级本身。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才是真正的革命，属于社会的革命。正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12)，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就无法真正地、彻底地解放它自身。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将打破自身本质的异化，由社会来“调节着整个生产”，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13)，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

至此，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超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维度论证了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然逻辑，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进行了规划。到《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已经完成唯物史观层面的科学论证。

3.逻辑展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趋势的深入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革命思想经历了1848年的革命验证，在对革命失败进行经验分析的过程中进一步深化。1848年《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欧洲大陆就爆发了一场规模浩大的革命运动。革命风暴的席卷有力地打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马克思恩格斯时刻关注革命形势发展，直接参与并指导了德国和法国的革命，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完善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他们在遵循《共产党宣言》策略原则的基础上，为德国革命拟定了行动纲领。他们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应该为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14)，但绝不能以此为终极目标，而要通过“不断革命”积极创造条件，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德国革命失败后，马克思恩格斯先后流亡到伦敦，着手进行革命经验的总结。他们撰写了《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农民战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多部著作，揭露资产阶级的本质、腐朽和反革命手法，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15)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发动机”(16)。1848年革命“到处都是工人阶级干的”(17)，这一事实确认了无产阶级具备领导社会革命的资质，今后的历史发展都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认为“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18)。1848年革命遭到残酷镇压后，无产阶级清醒地认识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是一种空想”(19)。要想彻底翻身解放，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并以此为过渡，推动社会革命彻底胜利，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以及“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20)的共产主义社会。

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重新展开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社会革命思想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进一步的论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从来不会仅仅建立在理论批判和理性思辨的基础之上，而是具备强烈的问题意识，根据现实的迫切要求而不断发展创新。正如马克思所言，“新的科学成就”不能仅仅是一本“厚厚的书”(21)，而要深入到政治运动深处，校验理论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848年革命失败后，促使马克思重新着手政治经济学研究有3个因素：第一，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革命思想提出新挑战。随着亚洲殖民地的开发，美洲、澳洲的进一步开发和大量移民，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和资本积累催生出新的繁荣。第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需要更系统的理论指导。1848年革命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觉醒，证明了无产阶级与社会革命领导角色的高度契合性，但也暴露出理论准备不够、组织和策略性不足等问题。第三，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体系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相关研究和批判。直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为止，社会革命理论仅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维度的论证，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及相关理论史的深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有哪些内在顽疾？为什么必然被替代？无产阶级为什么是其天然掘墓人？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有哪些？这些关系社会革命思想逻辑严整度的问题亟需马克思恩格斯进行拓深研究和科学论证。

马克思着手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商品为出发点，从商品的二因素推导出劳动的二重性，把“劳动创造价值”精确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为进一步提出剩余价值学说、揭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奥秘、揭示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必然逻辑奠定了学理基础。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历来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说成“价值”两重性、忽视“价值”物质性、否定“价值”社会性的理论。马克思认为，在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工人所进行的劳动具有双重性质：一种是抽象的、质上相同、量上不同的劳动；另一种是自然的、质上不同的劳动。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抽象一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而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是由“具体的和特殊的劳动”(22)创造的。真正创造价值的是抽象一般的劳动，而非具体特殊的劳动。劳动二重性理论更清晰地证明了是无产阶级用自身劳动养活、养富了资产阶级，而非相反。它成为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重要理论武器之一，同时对唤醒无产阶级觉悟、启发认知自身功能和培育革命意识，具有重要助推作用。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继续深挖在看似“公平”的资本支付工资背后超额利润是如何产生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就已经意识到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关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但要深入揭开其背后的秘密需要对大量经济事实作科学分析。“工人拿自己的劳动交换到生活资料”，资本家拿工人的劳动创造力开始生产活动，生产过程“不仅能补偿工人所消费的东西，并且还使积累起来的劳动具有比以前更大的价值”(23)。工人“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24)变成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这一发现“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25)，揭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运行建立在对雇佣劳动残酷剥削的基础上这一事实。对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赚更多钱、占有更多剩余价值是它的永恒规律。在这一规律作用下，为了追求更多剩余价值和保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资本家会拿出一部分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将直接导致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增大)，由此必将产生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进而造成“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和大量商品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6)。和购买力的严重萎缩；一极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资料日益集中，另一极是劳动社会化的发展和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要求的日益强烈。诸多矛盾对抗终有临界之时，以生产相对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对“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解决”(27)。然而，当一个社会只能依靠对生产力本身的暴力平衡加以维系时，“超越这个前提”，炸毁这个外壳，“采取新的历史形式”(28)，对该社会进行彻底的革命性改造就成为必然的发展趋势。

综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1848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资本主义基本经济事实的研究中，深刻洞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基础，揭示了无产阶级被剥削的奥秘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理由，论证了资本无止境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以及由此造成的资本主义体制内无法解开的诸多死结。资本主义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取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的天然掘墓人，由他们掀起的社会革命是突破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死循环的唯一出路。

二、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核心要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思想内容广博、意蕴深远，其核心要义可以归纳为以“四论四统一”为架构的逻辑体系，回答了伟大社会革命为什么发生、如何展开、谁来领导和宗旨策略等重大问题。

1.革命动力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对立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滚滚向前的原动力就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这也是孕育和催生最后一次彻底的“伟大的社会革命”(29)的基础动因。从原始社会发展至今，人类社会共经历了“亚细亚的、古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30)。几个社会形态的演进，推动社会形态更替的内在动力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具有制约和统领作用。人们的社会意识受制于社会存在，而非相反。物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必然与既成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生产力的革命性本质会强烈要求突破陈旧的生产关系的束缚，要求变更经济基础、颠覆上层建筑，这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它以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为根本标志，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同时也孕育了解决“最后对抗形式”的重要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只要端起历史唯物主义的望远镜，就可以预见“一切时代中最强大的革命远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旨在废除私有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国家的“伟大的社会革命”蓝图已经展开。只有到革命最终胜利时，人类的进步才能彻底摆脱“异教神怪”(31)的噩梦，实现每个人、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2.革命进程论：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基本适应的对立统一运动，决定了社会革命必然遵循量变积累与质变飞跃相统一的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察后，把唯物主义引入人类历史发展领域，挖掘了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最基本规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的物质力量。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类全部历史的基础，是社会发展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变革，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束缚或解放的反作用。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对契合时，社会处于相对的稳定状态。当新的生产力被发现并获得，人们必然相应地要求改变现行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现存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32)这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就会从相对契合发展到相互矛盾。生产关系本身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变革滞后性，原因是任何社会形态下的既得利益集团，都不愿意主动放弃权益、退出历史舞台，即便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时社会革命就被提上了日程。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相匹配的“新交往形式”，会革命性地要求替代旧的交往形式，以便为社会的继续发展畅通渠道。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的人类社会都在这一规律的支配下实现了社会形态的更迭。

资本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对抗性社会形态，必然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普遍原则支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酝酿起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对立，外显于周期性经济危机引发的周期性社会衰退，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治愈的顽疾。只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匹配生产社会化，才能满足生产力的革命性要求、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动能。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论证的那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匹配进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还受到诸多物质因素的影响，经历或长或短的蛰伏期、酝酿期和量变积累期。“两个决不会”(33)阐述的就是社会形态更迭和生产关系替代的基本运动规律。因此，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重重矛盾下，在特定的一段时期，社会形态仍然会呈现出相对的稳定与平和。但在波澜不惊的表象下面，一场深刻、彻底的社会变革正在酝酿和筹备。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生产出了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方案和具体执行人。只待时机成熟，人类社会最后一次、最伟大的社会革命便会轰轰烈烈地拉开序幕，历史将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34)同样不可避免。

3.革命主体论：无产阶级品质独特性与阶级基础广泛性的统一

无产阶级的独特品质使其历史性地成为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最佳人选。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根据实际斗争的经验和德、法等国社会各阶级的调查分析，得出了无产阶级具备伟大社会革命领导力的重要结论。恩格斯也根据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深入研究，说明了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难的阶级，而且会成为“摧毁整个资产阶级”的重要力量。历史选择无产阶级领导伟大社会革命并非偶然之举，而是与该阶级的独特品质紧密相连。无产阶级与其他被剥削阶级相比，其独特品质主要体现在：第一，无产阶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还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社会化大生产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它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会自觉地生出革命的要求。第二，无产阶级一无所有的社会地位使他们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最尖锐，革命意志最坚决。与农奴、农民、小手工业者相比，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最低，受剥削最重，毫无政治权利，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35)，以至于产生出不同于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最为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第三，最富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高度集中、紧密配合的大生产使无产阶级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分工协作、集体劳动。这种严苛的工作环境锻造了无产阶级严肃的组织性和严格的纪律性，养成了集体主义和精诚团结的优良品质。随着阶级意识的觉醒，无产阶级也愈发认识到自身角色的独特性和联合其他被压迫阶级的重要性。正是上述独特品质，为伟大社会革命培育了最契合的阶级主体。

阶级基础宽口径、革命受益对象广泛性，使这场社会革命注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彻底和全面的伟大变革。阶级基础宽口径表现在：第一，来源和数量的双优势，即来源广泛，人数众多。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革命的直接结果，蒸汽机的发明使用促进了工业的迅猛发展，随着资本主义跨入机器大工业，生产资料占有者队伍内也发生了残酷的竞争、分化和重组。大批小生产者破产后被充实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沦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产业雇佣军。恩格斯曾说，“工业革命创造了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同时也创造了人数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36)。第二，无产阶级为夺取革命胜利，必然联合以农民为首的全体被压迫阶级。面对一切反动势力都已联合起来的事实，无产阶级革命若没有农民阶级为首的全体被压迫阶级的持续支援，就难免被围剿，成为孤鸿哀鸣。因此，为确保革命胜利，一定要尽可能联合所有被资本奴役的受害者，并与之结成广泛联盟，极大地扩充阶级基础。

与以往一切革命相比，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它肩负着独特的历史使命，即“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37)，让一切阶级对立、竞争、分工、私有制彻底告别人类社会。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他们发财致富的条件”。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则相反，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38)。因为无产阶级是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最先进阶级，又处于社会生态链的最低端，如果不解放全人类，不消灭一切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因素，就不能彻底解放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将造福所有被资本压迫、被劳动异化、不能自由全面发展的劳苦大众，并将带领他们奔向共产主义的理想世界。

4.宗旨策略论：革命目标确定性与具体策略灵活性相统一

伟大社会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终极旨归，在具体路径上则要根据具体情况，因时因地、灵活机动。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应该经历这样一个展开过程：革命爆发肇因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伴随着基本矛盾的逐渐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必然走向公开的尖锐对抗。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政治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随即进行大刀阔斧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此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经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阶段)的长期充分发展后，迎来生产力高度发达、产品极大丰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只有在那个时候”，社会革命任务才最终宣告完成，“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39)。

在论证社会革命演进路径时，马克思恩格斯采取了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审慎的科学态度，对其中的最关键环节——政权更迭的政治革命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严谨论证和科学指导。政治革命通常经由两种基本方式实现：暴力革命或非暴力和平手段。关于在各国具体环境下采取何种具体策略，马克思恩格斯仅仅给予原则性指导而非绝对性意见。首先，暴力革命具有基础性地位。马克思曾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40)；恩格斯也认为，暴力在历史中起着“革命的作用”(41)。这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生性好斗，而是由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国家本身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甘心让渡政权，必然会用暴力工具对先进阶级的革命进行残酷镇压。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选择只有两个，“不是战斗，就是死亡”(42)。面对反革命暴力，除了用革命的暴力去制衡，别无他途。其次，不能排除统治阶级妥协情况的发生，因此在强调暴力革命的基础性、后盾性的同时，也不能将其绝对化。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否认和平斗争的重要价值，阶级之间的战争“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43)。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谈到未来能否用和平方式废除私有制时，他表示共产主义者是最不反对这一办法的，“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将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44)，政治革命的具体方式要因时而为、顺势而变。1872年，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的演讲中指出，对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不可能到处都“采取同样的手段”。具体策略要根据“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45)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辩证而科学地进行决策。

三、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革命的丰富思想对当前我国推进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启示。

1.不断深化改革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亲自见证这场社会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所以不可能为今天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如何接续进行社会革命提供参考和意见。但是，透过革命导师留下的科学原理及其方法论并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动力学的相关原理，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立统一规律的作用，导致在社会主义框架下也会出现两者从基本适合到产生不适应的矛盾过程。这时，对社会运行体系进行全方位检视，查询矛盾风险点并进行革命性改造则是理性、科学的态度。这个改造过程就是改革，即以解放生产力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由此可见，无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还是社会主义框架下的改革，根本指向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发展。对这个问题有清醒认识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不多，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中所蕴含的这一命题挖掘出来，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成功实践的更是不多。20世纪末，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剧变解体，其原因之一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教条式的理解以及在此指导下国家治理的频频失误所致。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历近30年的艰辛探索、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挖掘社会主义本质的过程中，我国最终确立了改革开放这一重大国策，创造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邓小平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方法，结合中国实际国情，深刻而具体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革命思想的内涵。他反复告诫人们，“不坚持社会主义”肯定是死路，但是“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46)，一语道破了改革在实现社会革命终极目标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作用。1985年3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特别强调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和伟大社会革命成功的关键性作用。1992年，他又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47)的重要论断，把改革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作用提到革命的高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正是执行了社会革命解放生产力的特定职能，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由之路。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意义，指出改革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通往社会革命终点、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48)。习近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之一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竭力探索、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新中国之所以用70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其成功秘诀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勇于开展以“两个自觉”为主线的改革，即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以激活生产力发展潜力；自觉对上层建筑进行完善，以满足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更是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形式巩固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进一步部署，确定了“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主基调，更加突出了对改革的顶层设计。

2.伟大信仰和彻底的革命精神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精神保障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投入社会革命和人类解放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之中，就是为唤醒工人阶级的抗争意识和思想觉悟，培育其彻底的革命精神，使其坚定投入社会革命的伟大事业中。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人类对物质世界的反作用并不是机械的、被动的，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反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了工人阶级受剥削压迫的事实，工人阶级自发产生了工联主义。当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光照亮工人阶级后，其爆发出的强烈革命意识和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可以掀起排山倒海的磅礴力量，推翻反动的旧制度。这种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确实性，成为推动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正是依靠这种革命精神和坚定信仰才赢得民族独立、国家解放，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无论是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动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无论在筚路蓝缕的革命战争年代，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万险途中，还是在“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全面深化改革“啃硬骨头”的攻坚期，共产党人都是依靠革命到底的精神，依靠精神上的钙——“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49)，克服一个又一个难关，征服一座又一座险峰。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50)。

新时代继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更需要以坚定的共同信仰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凝聚民心，提供精神保障。习近平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51)这种精神支柱、政治灵魂必然支撑伟大社会革命的全过程，对“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实践产生巨大的、能动的正向助推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52)在革命征程中，必然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如果没有坚定的“四个自信”和对远大理想的确信，就会对伟大事业产生怀疑、动摇、畏难、涣散等情绪，就有可能导致历史倒退或转向，直接影响社会革命进程。因此，要从唯物史观的科学立场出发，充分发挥伟大信仰和革命精神等先进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起积极反作用的原理，凝聚起全体人民的众志伟力，一以贯之地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使伟大信仰与社会革命之间相互印证、良性互动。

3.执政党自我革命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

如何确保伟大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方向不偏、动力不减，即使面对再多艰辛和挫折，也能做到信心不失、精神不怠，一张蓝图绘到底？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纯洁性、革命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告诉我们的重要原理。共产党由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具有极高的政治理论素养，“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53)，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能教育组织全党、凝聚全党智慧，制定科学的战略和决策，举旗定向，带领整个阶级不畏艰险探索正确的革命道路和发展方向。共产党是“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最终目标——消灭阶级”(54)。最为重要的组织保障。170多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充分证明，没有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就没有核心和方向。如果共产党在革命征程中因未经受住考验而丧失先进性、革命性和纯洁性，背离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宗旨，丧失共产主义信仰，脱离人民大众，那么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将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彻底失败，苏联和东欧就是前车之鉴。因此，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必须时刻保持警醒，时刻保持刀刃向内的革命勇气，时刻准备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55)，确保党始终成为革命事业最坚强、最坚定的领导核心，发挥社会革命“火车头”的先锋带动作用，直到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证明，党的自我革命是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内生动力，是确保执政党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实现长期执政的重要法宝。回望中国共产党近百年荡气回肠的革命历史，从12名党员冒着生命危险的第一次红船会议，到今天拥有9000多万党员、460多万党组织的世界最大执政党(56)，从战争年代带领人民在血雨腥风中拼出一个新天地，到建设年代在艰苦卓绝中开始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改革开放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直到新时代迎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取得这一切成绩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于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反思是否走在时代潮头，是否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是否在风浪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时刻警惕党的肌体上还有哪些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因素，有哪些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有哪些动摇党执政基础的危险。正是党这种经常性“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这种永不停歇的自我革命精神，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带领中华民族在伟大社会革命的征途中完成一个又一个艰难的阶段性目标。由此可见，以自我革命精神抓好党的自身建设，是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57)的内生动力。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坚实基础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与推进伟大社会革命是同向同行、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中”(58)，统一于实现人类最高社会理想的奋斗历程中。前者为后者的达成和实现进行多方位的总量积累，后者是前者的终极目的和价值旨归。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接续奋斗的近百年历史，正是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实践展开史。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到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从1949年在世界东方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到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宣告进入社会主义；从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到1978年实现思想路线、组织路线拨乱反正，作出改革开放新决策；从党的十二大首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十三大确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提出大“三步走”发展战略，再到十五大提出小“三步走”、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三步走”战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穷二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勠力同心、艰苦奋斗，本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主义气概，经历了无数次的探索、挫折、总结与创新，摸索出一条既不是封闭僵化老路，又不同于改旗易帜邪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在这条披荆斩棘的新路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的科学内核和终极旨归，又结合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特殊国情，在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共产主义社会基础模板上，绘就了富含中国韵味、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创新版，并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为确保中国号巨轮沿着特定目标前进提供了根本性制度保障。

新中国70多年的壮阔历程已经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社会革命思想而展开的伟大创造，它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宗旨不变，前进方向不偏，实现梦想力度不减，人民主体地位不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们面临国内外来自经济、社会乃至自然界、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等的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只有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用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破除一切陈腐思想和观念，打破一切不利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构建起科学高效、系统规范、运行顺畅的制度体系，运用制度威力和制度优势战胜各种风险挑战，才能推动伟大的社会革命乘风破浪、阔步前进。

注释：

①徐光春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武汉：崇文书局，2018年，第16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5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7、295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248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2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6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96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9、53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33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2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489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87页。

(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6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77-278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8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3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2页。

(3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页。

(3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68页。

(3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65页。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61页。

(4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1页。

(4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6页。

(4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700页。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79页。

(4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370页。

(4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04页。

(4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5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51)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页。

(5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5页。

(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55页。

(55)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页。

(56)《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人民日报》2019年7月1日。

(57)人民日报社评论部：《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1·5”重要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页。

(58)辛向阳：《列宁〈国家与革命〉基本思想与新时代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