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新的大台阶迈进的战略思考

摘要: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要迈上新台阶,新思路是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策略是在大变局中实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出大招实招,为迈向发达经济体培育新动能,构建新的全球协作创新模式。

过去40多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人均GDP于1998年从低收入国家迈上中低等收入国家,2010年又从中低等收入国家迈上高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中国人均GDP已经越过中高收入阶段中段处于右侧区域,十分临近高收入国家门槛值。

下一步,中国将从中高收入阶段向发达的高收入阶段迈进。正像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指出的那样,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十四五”是我国向新台阶迈进的起步期和关键期。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期间要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经济发展要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要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要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要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如何理解我国经济发展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可能性,作为起步期的“十四五”国内外形势会发生什么样的新变化,又会有哪些新机遇,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和应对思路。这是我想要跟大家交流的主要问题。

一、中国再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的可能性

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这里我们对2020年到2035年迈上新的大台阶的可能性做一个情景分析,以2020年为基期,设定以下条件。

1.三种情景方案。按照乐观方案,即十八大以来我国推出的改革方案能顺利实现;基准方案,改革方案能基本实现;悲观方案,改革方案完成不顺利,改革出现停滞徘徊。在三种情景下,我们对未来2025、2030、2035、2040、2045、2050等六个时段的经济总量、人均GDP进行预测。这里要强调的是,本次情景分析没有包括极端方案,比如战争、突然发生大范围的自然灾害事件。

2.人口因素。根据世行专业部门预测,2025年中国人口数是14.39亿人,2030年14.4亿人,2035年14.33亿人,到2050年是13.64亿人。

3.人民币汇率因素。这里假定到2030年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大体稳定在7.1的水平;2031年到2040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5%,人民币汇率稳定在6.85;2041年到2050年人民币兑美元再次升值3.5%,人民币汇率稳定在6.61。

4.价格因素。按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以1978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100,从2010年到2019年中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年均增长为1.7%,参照这个数据,将今后商品零售物价指数设定为1.5%。

5.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变化。由于涉及到中国何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上高收入国家台阶,就需要对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进行一些观测。从2000年到2018年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由9265美元提高到12375美元,上调幅度33.6%,年名义增长率上调1.62%,从2010年到2018年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由12275美元提高到12375美元,上调0.82%,每年平均上调0.1%。假定,2025年前,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名义增长率上调0.8%,长期趋势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年均上调1%,今后世界银行2025、2030、2035、2040、2045、2050年六个时段,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分别为13085、13752、14454、15190、15966、16780美元。

6.同美国的经济规模比较。为了便于同美国进行差距比较,我们对美国经济也做了些简单预测。从2000年到2019年,按2010年美元不变价,美国GDP增长率年均为1.98%,通胀指数年均1.98%。今后暂设定美国年均经济增长率2%,通胀指数略降为1.5%。2019年美国GDP总量为21.428万亿美元,当年美国GDP实际增长2.33%,通货膨胀指数1.7%。预测美国的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将以2020年为基期。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大暴发,引起全球经济衰退,对美国影响颇为严重。按照IMF2020年6月的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8%(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网,世界经济展望,2020.06.24),再考虑通胀指数1.5%,因此推算2020年美国GDP总量将缩减到20.01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数进行推算,得到美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数据。美国2025年GDP为23.80万亿美元,2030年28.31万亿美元,2035年33.67万亿美元,2040年40.05万亿美元,2045年47.63万亿美元,2050年56.65万亿美元。

在此情况下,我们对2025到2050中国经济增长设定了三个方案。乐观方案,“十四五”时期经济增长平均是5%,到2035降到4%,2050降到2.5%。基准方案,从2025年4.5%降到2050年的2%。悲观方案从2025年4%降到2050年1.5%。按乐观方案,到2025年我国GDP总量将达到19.7万亿美元。中间基本方案将达到19.23万亿美元,悲观方案是18.78万亿美元。可以看出,到2025年和2030年中国的三个经济增长方案的经济总量都超不过美国,到2035年乐观方案经济总量开始超过美国,到2040年中国有两个方案超过美国。在6个五年预测中,中国处于悲观方案情景下经济总量永远超不过美国,只有基准方案和乐观方案在2035年左右会相继超过美国。再看人均,2025年中国有两个方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达到13691美元,13363美元,都超过了世界银行规定的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到2030年三个方案全部超过高收入国家最低门槛值。

从分析结果看,中国在“十四五”时期有两个方案会跨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如果情景分析能变成现实,从1998年到2025年,我国从中等收入阶段迈上高收入阶段用27年时间。在同一阶段,在中等收入区间实现了跨越的国家,日本用了18年,韩国用了21年,新加坡用了31年,德国用了27年,高收入国家平均用了31年。我国有14亿人,如果用27年时间从中等收入阶段跨上高收入阶段,应该说是世界奇迹,带领如此众多人口实现跨越,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对中国和世界都是挑战。

还有,中国第一次出现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年限将是2032年。乐观方案在2032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基准方案测算中国首次经济总量超过美国的时间发生在2036年,可见,2035年左右是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此时经济总量也存在着超过美国的可能性。

情景分析的最终结论是,“十四五”期末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可能再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2035年中国经济总量比目前翻一番,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一大国的概率也比较大。

美国的兰德公司对中国也做了情景分析。该公司把中国今后30年用四个方案来进行情景分析。认为今后30年中国有可能出现四种情形:“胜利的中国、崛起的中国、停滞的中国、崩溃的中国”。他们认为,今后30年出现“胜利的中国”可能性非常小。因为在这个情景中,意味着中国今后30年几乎不能犯任何错误,也不会有任何重大危机和严重挫折,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崩溃的中国”也不可能,他们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历届领导人已经证明他们对中国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他们善于克服危机,善于适应和调整不断变化的条件和环境。今后30年,中国可能会是在“崛起的中国和停滞的中国”之间的混合状态。

我的结论就是,中国有可能会在2025年人均收入水平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在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有可能会迈上一个新的大台阶。

二、国际形势: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从前述分析看,今后中国经济发展迈向新的大台阶存在可能性,但是由于国际环境发生新变化,也使得中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第一个变化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过后,世界经济结构将出现加速调整趋势。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加快发展都是在遇到经济危机之后出现的。因为经济危机暴露了人类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体制结构的一些短板和弱项。每次经济危机过后,各国都会主动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调整结构,加快改革,实现新增长。这种调整对中国有利,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及时应对,优先走出危机,当世界各大经济体还在全力抗击疫情时,中国已经腾出手来,抓改革、促开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第二个变化是当今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本次产业技术革命跟前三次不一样。第一次产业技术革命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机械化;第二次是电力为代表,带来的是电气化;第三次是计算机技术,带来的是自动化。本次产业技术革命是四大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原材料技术,带来的系统智能化。本次产业技术革命的特点是,四大技术互相渗透,对产业演进的影响是融合跨界,在产业边界部位生长出许多新业态、新模式。这些新业态和新模式,很难用传统产业技术标准来衡量。比如电子生物芯片、5G+AI、基因技术、智能汽车、智能战斗机、氢能源、3D、4D打印,可穿戴设备等。今后5到10年,世界科技革命将会在以下7大技术方面取得突破:人工智能技术、增材技术、光子技术、纳米技术、量子技术、原子精准制造技术、基因技术等。比如,美国科学家预测10年之后世界将会出现长寿技术。麦肯锡公司分析,未来10年基因技术可以挽救人类现有的2600万个癌症患者的生命。

第三个变化是未来世界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将发生深刻调整和变化。这种变化首先反映在经济层面。从2000年到2019年,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在过去20年里,发达的高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由76.9%下降到63.5%,下降了13个百分点以上,而中等收入国家即中低收入国家加上中高收入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比重从22.7%上升到36%,上升了13个点。就是说,在过去20年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主要发生在中等收入国家对高收入国家的替代上,发达的高收入国家经济地位下降,恰恰被中等收入国家替代了。

按照国别类型看,过去20年里主要是新兴经济体对发达国家的替代,而在新兴经济体中中国是上升最快的一方。中国在过去20年GDP总量占世界比重从4.5%上升到13.6%,上升了9.1个百分点,同期内美国GDP占世界比重下降了3.8个百分点。这就是说,从2000年到2019年,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世界经济地位上升最快、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在高收入国家中世界经济地位下降最快、最大的国家是美国。

现在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认为,过去20年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对他们不利,中国是获利最大的一方。因此,他们要改变规则。最近,在北美自贸区,美国联合墨西哥、加拿大在北美实行了一个新的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协定,简称“三零协议”。就是在该自贸区内实行零关税,零补贴,零壁垒。但是在自贸区外,对他国却实行排斥保护措施。再看欧盟,欧盟也在内部推行更加自由化的贸易和更加便利化的投资谈判。再看东盟,东盟十国加中日韩澳等五国也签署了RCEP协议,实行零关税和一揽子市场准入规定。

因此,当今世界,在“赛场、赛道、赛规”方面正在发生变化,即世界区域一体化、自由化超越全球化。发达国家在双边、多边内部实施贸易更加自由化、投资更加便利化的政策。但是他们对外部则采取更加排斥和竞争替代的保护政策。因此,一定不要简单地理解说美国在实行保护主义。美国跟其盟友,正在推行更加自由便利的贸易投资协定,而对中国实行更加严厉的保护和排斥政策。这些变化对中国来说既有机会也有挑战,今后5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特别跟美国的摩擦会继续加大。

第四个变化是国际环境将继续发生转折性变化,中国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中国发展中低端制造业、资源性产业跟美国没有冲突。但是在传统发展方式下,发展服装、鞋帽、电子玩具、家具、家电等产业,与东南亚、墨西哥、非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形成了竞争替代。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的劳动成本优势比中国明显。比如,2018年中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是6000元人民币,折合908美元。越南2019年上半年劳动力平均工资是2020元人民币,折合288美元,普通劳动者1400元人民币,高级技术专家2700元人民币。特别是在越南的工业园区办企业,实行“两免四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头两年所得税全免,后面四年减半征收,在特区办企业,实行的是“四免九减半”政策。再看印度,印度普通工人月薪1200元人民币,熟练工2200元人民币。而且印度现在宣布,凡是美国、日本企业从中国撤出搬到印度,印度政府将给予补贴。柬埔寨政府建议2019年工人工资也不足1300元人民币。这种情况下,中国继续在中低端产业发展遇到了大量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替代。但是中国要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又面临着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裁,美国认为中国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对他们形成了威胁。比如5G、航空发动机、光刻机、无人机、芯片、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因此,美国在贸易、投资、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实施制裁和打压。当前和未来,中国产业发展处在一个夹缝中,向前有美国的打压,向后有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替代。

第五个变化是美国是中国迈向新的大台阶的最大影响因素。美国大选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全面施压的战略方向不会变化。具体看,继续会用高关税限制中国对美贸易,降低对中国的经济联系;继续推动美国企业撤离中国,重组世界产业链,加速全球供应链牵制中国;继续实行科技上脱钩,在27个重点高科技行业从供应链实施断供、断芯;加大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的限制。同时,加强金融领域对中国的制裁,并在科技、文化、旅游、移民、教育方面继续限制中美交流。

在此情况下,国际环境变化对中国会带来三个影响。一是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会受到限制;二是中国的产业链国际地位可能会下降;三是中国向新的大台阶迈进的困难会增加,阻力会上升。

三、国内形势:战略机遇和新挑战

从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制度结构转换看,中国在“十四五”以及更长时期内有四个方面的战略机遇。

其一,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当前我国工业化处于后期阶段,经济增长中高质量占比不断提高,内需结构中消费比重上升,引领经济的作用会加大。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会上升,服务业引领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会加大。制造业结构中,中高端制造业、新兴战略产业比重会不断上升,引领制造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会加大。只要我国能够顺势推动经济结构按照经济发展阶段要求进行合理转型,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的概率只会上升不会下降。

其二,在社会结构转型方面,一是城镇化率不断提高,市民化社会结构对中国迈上新台阶会形成强力支撑。2019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上升到60.6%,2025年将上升到66%以上,2035年将提高到70%以上,届时中国将有超过10亿以上的人口转化为市民人口。二是中产人口比重会继续增加。目前我国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到2025年将达到6亿人口,2035年,中等收入人群可能超过8个亿,届时,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社会将由此形成,一个稳定、理性、消费、创新的社会将会形成,这是中国向新的大台阶迈进的一个最积极因素。

其三,在制度结构方面,体制改革红利将会继续加快释放,比如,政府继续减少审批事项,取消许可发放,释放制度红利。同时,继续进行减税降费,不断扩大自贸区试验范围,减少负面清单,并赋予自贸区更多、更大的管理权,还有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计划等,这些改革都会为中国迈上新的大台阶带来诸多体制改革红利。

其四,在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方面,将对未来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供机会。众所周知,投资的功能有两个:一是短期通过需求拉动增长,二是长期功能是通过培育潜在增长力来促进经济增长。过去我国好多投资项目只关注短期通过需求拉动增长,忽视或不重视潜在增长力的培育。比如,过去我们追求大广场、大运动会、大高楼、标志性建设,对当前内需拉动增长比较起作用。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比如投资领域推行“两新一重”,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重大交通、水利建设项目,其主要投资作用是即更加贴近民生,又注重为未来培育潜在增长力。仅仅在新基建领域里,七大新兴产业的建设就能带来直接投资9.96万亿元,间接投资会产生17.07万亿元。再看,今年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实施“六保”政策,推出的财政货币政策超过10万亿元,包括财政赤字增加1万亿元,特别抗疫国债1万亿元,地方专项债3.75万亿元,还有预算内投资6千亿元,另外,今年继续实行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2.5万亿元,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让利1.5万亿元,共计划10.35万亿元。这些对今后经济迈上新台阶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但是,还必须看到,受外部需求环境变化的影响,国内结构性矛盾将进一步凸显,也给我国向新台阶迈进带来了困难。

其一,简单重复过去的发展模式,难以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今后,继续依靠增加资源性投入推动经济增长走到尽头。由经济发展阶段所决定,继续增加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以及环境容量都受到了极大约束。而且,目前在需求侧,投资、消费增长也都面临着下行压力。投资增长在下降,消费增长也在下降。在供给侧,传统产业改造缓慢,向东南亚转移加快。虽然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和新兴产业发展迅速,但这些新业态发展在短期内还难以填补由传统产业衰退留下的空间。我国正面临着产业空心化的风险。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产业向中高端化迈进,需要时间长,所需的一些关键重要基础性技术缺乏。比如,高端装备制造业,核心电子、软件、芯片、处理器,还有新材料方面高度短缺,对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难以形成支撑。

其二,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基础研究薄弱,底层技术供给不足,产业基础不牢不稳。主要表现是重大装备行业质量性能差、同国际差距大;核心基础零部件对外依赖严重;工业软件控制系统基础薄弱、严重受制于人;关键基础材料“卡脖子”问题突出;质量标准、技术标准、认证认可方法、检测检验设备也都需要进口。以芯片产业发展为例。芯片产业链,要通过材料生成、软件设计,到芯片制造,再到芯片封测装形成复杂的产业链。中国目前在原材料生成、封测封装上没有大的问题,但在软件设计和芯片制造方面比较落后。还有,在芯片制造方面,所需要的高端光刻机我国还需要进口,目前世界上能制造高端光刻机唯独有一家荷兰阿斯麦(ASML),一台荷兰高端光刻机价值1.2亿美元,单台设备零部件几万个左右,上万个螺栓,数千条线路。ASML高端光刻机需要美国、德国、瑞典、法国提供零部件。

其三,体制改革滞后,影响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大台阶。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是,“十四五”时期怎么去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党中央一再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很多地方政府总想干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如何让市场更加有效和政府有为,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比如,如何赋予和保障企业配置资源的自由、交换自由、经营自由、收益分配自由?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中,有四种模式:强政府与强市场、弱政府与弱市场、强政府与弱市场、弱政府与强市场,我国到底要选择构建哪一种关系模式?弱政府与弱市场模式我们不会选择,强政府与强市场模式在当今世界还未出现。今后,我们必须在强政府与弱市场、弱政府与强市场两种模式中做出科学选择。

就国企来说,国企要想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竞争中性地位,怎么去实现?对民企来说,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现有优惠政策落实难,还有社会歧视带来的地位不对等、不公平,这些需要长时间通过体制改革去解决。

还有整个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还需要进行大的改革,现在我国的营商环境只是以上海和北京为测评对象,在国际上进行排序。但是在上海、北京之外,我国其他省市区营商环境需要改善的空间还比较大。

其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还面临着消费市场需求支撑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经济体在迈向新台阶、跨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值时,消费要占GDP比重在70%以上,我国目前消费只占GDP50%多,低于同类型收入国家,甚至还低于中低收入国家。目前我国的投资空间在变小,经过20多年发展,大中小城市的路、水、电、气、网、房的投资空间在变小,再像20年前那样寻找投资空间非常难。目前遇到的问题是,投资规模越大,边际效益降低越快。比如,进行1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在上世纪90年代能产生109亿元的GDP,到了去年下降到59亿元,下降一半。再过20年,中国投资空间恐怕更小。但是,现在投资规模这么大,将近60万亿元的投资产生的GDP效率不但低还迅速下降。这给依靠扩大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带来了困难。

再看消费,当前我国要提振消费,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遇到以下问题:

首先,2010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率是下降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年增长率11.4%降到2019年的6.4%,2020年第一季度负增长,到1-3季度增长1.6%。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从2011年的9.6%降到2019年5.4%,2020年第一季度为-3.9%,1-3季度增长-0.3%。面对收入增长率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要想增加消费是比较困难的。怎样增加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是关键所在。李克强总理曾说2019年我国人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的人口有6亿多人。

其次,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影响消费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过去20年,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各级地方政府所占比重在上升,企业比重也在上升,唯独城乡居民占比在下降。因为公共投资主体是政府,生产投资主体是企业,消费主体是居民。居民收入占比下降意味着他们的消费空间被挤压。还有,阶层收入差距也在扩大,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目前城乡区域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还比较大。从2013年到2019年,占人口20%的高收入群体家庭和占人口20%低收入群体家庭的收入相对差距在缩小。2013年高收入者是低收入者的比重差距从10.78倍,降到10.35倍。但绝对量差距扩大了,2013年高收入人群人均收入比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多了43000元,到2019年,高收入人群人均收入比低收入人群人均收入多了69000元,差距6年扩大了25900多元,平均每年扩大4300多元。

从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储蓄行为分析,中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高收入人群的边际储蓄倾向高。中低收入人群每增加100元用于消费比重在90%以上,甚至100%消费。高收入人群每增加100元,用于储蓄比重达60%、70%。高收入人群收入越多越把钱存起来,低收入人群需要增加消费但没钱。这就出现了难题,我国收入分配是向储蓄倾向高的群体倾斜,这削弱了消费在扩大内需中起基础性支撑作用。

再次,社会保障只解决了“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人们的后患之忧。我们有4亿多中等收入者,由于他们存在后顾之忧,手里有点钱不敢消费。房子、教育、看病、养老等四大支出负担,使得中等收入者有钱也不敢消费。因此,高收入阶层有钱不愿消费,中等收入有钱不敢消费,低收入者没钱消费,结果使全社会的储蓄存款增长快于消费增长。过去18年,我国储蓄增加了13.3倍,消费增加了8.7倍,储蓄快于消费。储蓄等于什么?经济学上叫贷款,贷款等于投资,投资等于产能。当产能增加以后,消费不足就会产生过剩。因此,我国结构性矛盾已经严重影响到新发展格局的建立。

其五,“十四五”时期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增长快于创造财富的劳动力人口增长,我国遭遇了“未富先老”的问题。“十四五”时期,我国劳动力将净减少720万,而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净增加3000多万;2025年到2030年,劳动力净减少2100多万,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净增加4200万;2030到2035年,劳动力净减少4600万,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增加5300多万。可见,中国迈上新的大台阶的成本大大提高了。现在和未来,我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全社会家庭结构都将呈现为“倒三角”结构,老人多年轻人少,这种家庭结构养老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中国将进入到中度老龄化社会,很快将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

四、迈上新的大台阶需要新思路新策略

党中央已经为未来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提出了新的战略思路,就是我们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为什么在当前提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需不足将长期化、美国对中国施压将常态化,同时结构性矛盾显性化,这就使中国必须实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不是单循环,一定是“双有”,既有内、又有外,内外统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需要进一步理解的是,双循环的主体是国内大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依托,在双循环中起支撑作用,依托国内循环促进国际循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地联通起来,不断培育我国参与全球化的新优势。

双循环的关键是循环,国内大循环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实现良性循环,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供给方面看,循环就是要利用我国超大国内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供给创新,拉长长板,补齐短板,在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重大领域实现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新策略一:对外要在大变局中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调整战略目标,进行适应性改革。

今后,我国对外开放一定要确立优先战略目标。2035年以前,我国的优先战略目标就是和平快速发展,其他目标都可以放到其次地位。在对美战略上,我们应该采取“慢脱钩、少脱钩、尽量不脱钩”策略。同美国等大国要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消除误解,寻求最宽广的合作领域,构建最大的共赢方案。即使在对抗领域,尽最大努力争取寻求非对抗手段解决矛盾。美国在高端产业领域对中国实施供应链断芯断供,我们必须在高端领域积极寻找培育替代性合作伙伴。同时,要积极扩大贸易圈,培育朋友圈,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倡导国,中国要全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积极开展双边或多边谈判,主动签署双边或多边自贸协议。最后,还要进行适应性改革。我国的体制、意识形态毕竟在世界是少数,要适应世界大环境变化,进行适应性改革,适应国际化的规则变化。

新策略二:对内改革要出大招、出实招。

核心是要在改革目标方面完成“三个法治”任务,就是建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市场。通过法治来约束、调整政府和市场关系。要使市场有效,政府有为,政府应该公布“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为此,一要用法律平等保护国有、民营产权,不搞歧视;二要继续减少审批,减少许可发放,减少垄断,国有企业在新时代实行新的放权让利,也应该考虑在改革之中;三要继续实行大幅度减税降费,不断降低市场主体的税费负担;四要千方百计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存发展成本,建议今后十年实施两个“十年倍增”计划,一个是中低收入人群十年收入倍增计划,另一个是中等收入群体十年倍增计划;五要支持民间创新。对所有企业的研发费R&D实行加计、加倍扣除,对固定投资实行增值税等额抵扣政策。为了支持民间创新,政府应打造科技共享平台,包括设备、技术服务、综合服务、生产能力共享等平台,鼓励支持民间企业共享共用这些公共科技资源。

新策略三:为迈向发达经济体培育新动能。

在需求侧,投资总量规模要适度,投资结构需要优化,今后投资的重点近期要向民生倾斜,远期要向培育潜在增长力倾斜。要对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改革,制定支持中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的政策,颁布降低中等收入群体生存发展成本的配套政策。要创造条件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坚决落实国务院颁布的“两个全面”政策,即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低收入阶层的基本医疗和基础养老金补助标准,释放中等收入群体被抑制的消费潜力,挖掘高收入者的个性消费和享受消费。同时,支持新兴消费,拓展5G终端、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智能网联汽车和在线教育、医疗、交通、文化娱乐等领域的消费。

在供给侧,今后产业发展要从追求供给总量增长转向追求高端化、优质化、高附加值化。抓住机遇,鼓励发展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重点支持和培育半导体及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机器人、区块链与量子信息、前沿新材料新能源、激光与增材制造、数字经济、环保产业、精密仪器设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传统制造业改造步伐,走中高端化、细分化、智能化和低碳化发展路线,利用现代技术工艺路线和生产流程,更新工艺设备,进行管理创新,延长产业价值链,促进制造业沿着“微笑型曲线”向价值链上游发展,支持智能化制造、增材制造、高端再制造、在役再制造、网络协同制造、服务反向制造、共享制造等。

在培育新动能中,一定要注意在产业链上实施大龙头“链主”企业和隐形冠军企业培育战略。对于一个战略性产业,一定要培育一个能控制和牵动产业发展的“链主”企业。华为就是“链主”,中芯国际也是“链主”。同时,在产业链中一定要注意培养那些隐形冠军企业。所谓隐形冠军,就是在产业链中那些市场显示度不高,占据产业链的关键部位,有无人能及技术,产品质量做到极致,不打价格战,在细分行业里始终是领先者。例如,我国高铁铁轨上的螺母,目前是进口日本生产的“永不松动螺母”,生产这种产品的企业叫隐形冠军企业。生产航空发动机轴承的企业、光刻机的企业也叫隐形冠军企业。中国今后应该积极培养这样的企业。世界目前隐形冠军企业有2700多家,德国几乎占一半,美国360多家,日本200多家,中国只有60多家。

新策略四:构建新的全球协作创新模式。

中国不可能将所有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关键部位、基础部件全部生产出来。下一步,要处理好科技自立自强与全球协作创新的关系,科技自立自强并不是要锁国创新,也不是要排斥他国创新。在双循环中要积极培育我国的协作创新伙伴国,走合作共赢式创新道路。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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