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北京的早期传播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1)02-0013-06

2017年9月29日,十月革命胜利100周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回顾党的创建历程可以发现,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力量,就是因为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

100年前的近代中国,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的时期,各种新思潮来势汹涌,冲开了传统的思想禁锢,使中国人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对国际政治思想动态反应敏锐;作为全国文化中心,有一批忧国忧民、视野开阔的知识分子群体,因而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领世界革命风气之先,率先系统介绍、组织研究、广泛传播、积极捍卫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以李大钊为代表,北京率先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报刊上就陆续出现了马克思的名字。但基本上属于零星介绍,作者大多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更没有广泛的影响和实际的运动,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使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失败后的苦闷彷徨中看到了中华民族自救复兴的曙光。

在中国大地上第一个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并深刻分析和系统阐述其伟大意义的人,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1918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指出:“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因此,“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李大钊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本质上的区分,从而深刻阐明了十月革命的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10月,北京大学在学校东操场修建的“红楼”竣工,图书馆随同校总部和文科搬迁至北京沙滩大街(现五四大街)新建的北大红楼。李大钊在补充书刊资料时,大力购入和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方面的书刊,如《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马克思主义》以及外文期刊《苏维埃俄罗斯》等,把北大图书馆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中心。不久后,为了办一个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物,在陈独秀、李大钊等《新青年》同人的努力下,《每周评论》于1918年12月22日在北京创刊。这是中国第一份以“评论”命名的时事评论周刊,其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从1919年1月至五四运动爆发,《每周评论》刊发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栏目里摘译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的一段内容。其中强调:“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前还特别加了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这是中国报刊第一次刊登《共产党宣言》,比上海陈望道的全译本早了一年多。

1919年5月5日,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卡尔•马克思诞生101周年的纪念日,而这一天中国五四运动的浪潮正风起云涌。北京《晨报》副刊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至11月11日的6个多月时间里,共发表了5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马克思、列宁等一些革命领袖的传记,以及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这一大胆的创举,前后持续了半年,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

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李大钊负责编辑《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时,他决定集中刊出几篇介绍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一期“马克思研究号”。为此,他还亲自撰写了长达两万六千余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强调“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它的历史论、经济论和政策论,即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统一,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是中国最早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文章。它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难能可贵的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较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于现在需要的企图。”这些文章,说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思想认识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开始由革命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逐步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观察现实社会生活、探寻国家前途命运的理论武器。

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平台,北京率先组织起来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新出版的刊物就达400多种。其中,北京宣传介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就有三四十种。如《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晨报》副刊、《京报》《少年中国》《新生活》《曙光》《平民教育》《少年》《新中国》《评论之评论》,等等。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的1918年冬,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就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当事人高一涵后来回忆说:“五四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要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与马尔克斯相混),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由于这个团体的成员数量有限、组织相对松散、活动较少且是秘密进行的,所以这个团体曾经在一段时间内较少被党史著作所提及,但其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用值得肯定,更为后来成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做了有益探索。

1920年3月31日,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经过多次酝酿讨论,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当时是秘密成立的,直到1921年11月17日才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发起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启事》,对外公开。启事明确研究会的宗旨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斯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马克斯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很明显,这个研究会的根本目的,就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团结进步学生、培养先进分子。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刚成立时,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后几经交涉,得到蔡元培校长的支持,拨出西斋宿舍中两间宽敞的屋子给研究会使用,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图书室取名为“亢慕义斋”,不知内情者不解其意。其实,“亢慕义斋”就是“共产主义室”的意思。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一经成立,便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不同寻常、丰富多彩的活动。

一是搜集和翻译马克思主义书籍。会员除向北大图书馆借阅外,还捐款购买书籍,北大图书馆为研究会从国外购书给予具体帮助。据1922年初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记,研究会当时已拥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到4月时已有英文书籍70余种、德文书籍七八种,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以及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中文书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恽代英译的《阶级争斗》、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李季译的《社会主义史》等。

二是分组分专题进行研究。会员按各自的研究志趣自由结合,固定分组,开展专题研究。专题分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及马克思预定共产主义完成的3个时期、社会主义史、晚近各种社会主义之比较及其批评、经济史及经济学史、俄国革命及其建设、布尔札维克党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之研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各弱小民族(特别注意研究中国)掠夺之实况10个组。会员只要力所能及,选几个组参加研究活动皆可。通过这些有组织的研究活动,一批进步学生和先进分子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升。

三是定期举行讲演会。研究会规定每月底举行一次,主要聘请名人学者担任讲演员。如研究会曾通告:“5月5日(星期五)是马克思诞生百又四周年纪念日。本会定于是日下午一时在北大第三院(北河沿)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并请李大钊、顾孟余、陈启修、高一涵诸先生讲演。此会系公开性质,无论何人均一律欢迎。”这种名师讲堂式的集体学习,对于提高研究会成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有帮助。

四是举行定期的讨论会和不定期的辩论会。讨论会在每周六晚7时召开,“先由会员一人述释该题之内容及其要点,然后付之讨论。一次讨论不完,下次续之”。同时,还不定期举办辩论会,参加辩论会的主要是北京各大学及专门学校的师生。这些讨论和辩论活动,往往引起听众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兴趣,有利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作为全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影响力由北京大学向北京、向全国扩展。研究会成员朱务善在回忆中强调:“后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但是在北京大学,而且在北京各高等学校中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中心。”1922年12月13日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称:“凡京内京外有愿入本会者,请致函北京大学第二院北京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并请将通信处示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立足北京、影响全国,发挥了引领作用,并推动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等地相继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等组织。

以捍卫真理为目的,北京率先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展思想交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在时局大动荡和思想大解放时期,新思潮百家争鸣又鱼龙混杂。在马克思主义加快传播步伐的同时,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也不甘寂寞,一时间泥沙俱下。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子?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它能否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围绕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发生了3次思想交锋。

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的论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由此,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在文中反对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各种主义,他说:“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他发挥其老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主张一点一滴地对社会进行改良,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他“奉劝”人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这种主张,听上去似乎很务实,实质上却是要用实验主义、改良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这对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具有较大的迷惑性。

胡适的文章发表不久,正暂住河北昌黎五峰山的李大钊就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进行反击。李大钊鲜明地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他还强调,“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解决经济问题必须展开阶级斗争,必须进行革命。此后,《每周评论》等报刊又发表了几篇争论文章,一些团体还就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这场论争的实质,是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还是实用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是通过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论争过程中,李大钊等人捍卫了马克思主义,许多进步青年也撰文支持李大钊等人的观点。

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论争。受基尔特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1920年11月,张东荪发表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12月,又发表了《现在与未来》一文,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1921年2月,梁启超也发表了《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等文章,支持并阐发张东荪的论点。与胡适不同的是,张、梁口头上也讲社会主义。但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没有知识,不具备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所以,救治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协调劳资关系,开办公共事业,进而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这些貌似“中肯”的观点,在当时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

针对张东荪、梁启超的假社会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给予了坚决反击。1920—1921年,《新青年》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系统地批判了张、梁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的工人、农民遭受国际帝国主义、本国资本家和地主的多方剥削压迫,爆发革命是必然趋势;国际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掠夺,它极力限制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所谓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出路是联合劳动群众,组织革命团体,实行社会革命,改变生产制度。

这次论争的实质,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在讨论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剖析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指出中国的出路只能是社会主义;要改造中国社会,必须建立共产党组织。

第三次是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无政府主义早在20世纪初就传入中国。无政府主义宣传的废除权威、反对剥削的思想,适应了当时知识分子在旧中国的黑暗现实中对国家、政治、法律的否定心态,特别是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和批判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等方面曾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因而在广大青年中一度流行。1919—1921年,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相继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公开挑战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权威,反对一切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提倡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在经济上,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生产上的自由联合管理,反对集中和有计划的生产,主张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方式,等等。

面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进攻,李大钊、陈独秀等进行了坚决反击。关于自由问题,李大钊指出:“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的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关于生产和分配原则,陈独秀指出,实行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如果将生产机关委派给个人,将不能实现中国的农业和工业的社会化。

这次论争的实质,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组织纪律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经过这次论争,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建设社会主义。

真理越辩越明。通过多次论争,马克思主义者击退了非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进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传播,并成为社会公认的新思潮的主流,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在多次论争中,一批先进分子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政治立场更为坚定,逐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从而坚定地集合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之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下了《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的著名评论,深刻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走进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系列重要论述,始终认清“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始终牢记“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 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强大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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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晓宝,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副教授;邵维正,解放军原后勤指挥学院教授、专业技术一级、少将)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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