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国外交的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征的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目标指向、基本原则、战略路径和根本保障，基于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围绕和平发展的理念与道路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重要论述，对于谋求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 和平发展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068 【文献标识码】A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影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国人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期待更加强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时代主题的研判，也是值此特殊节点关于和平发展理念的再次强调与重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历史思维与全球视野相结合、开放包容与坚守底线相统一的原则，在继承历代共产党人关于和平发展的思想基础上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形成了系统的新时代和平发展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和新实践。当前，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蔓延再一次加重了已经抬头的冷战思维、单边保护主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形势更加复杂，国内新的历史方位与社会主要矛盾交织交融。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与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重要论述，对于谋求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应对全球治理困境等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外交会议，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会等重要国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论断与战略部署。在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与外交实践不断作出理论总结与思想提升，围绕着新时代和平发展理论与和平发展道路的目标指向、战略路径、基本原则、动力保障等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科学理论。

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目标指向。“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中国共产党有矢志不渝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论述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一方面，这一指向有着深切的民族情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首要理论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战略规划才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是因为“中国越是发展，同地区和世界的联系越是紧密，就越需要一个稳定的地区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仍是这一阶段的首要任务。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克服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最需要在和平环境中进行国家建设。另一方面，这一指向具有崇高的人类情怀。以无政府丛林状态为逻辑起点的西方国家行为主体追求“自利”而非“利他”，甚至为“利已”而“损他”。在以西方价值理念构建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论述将构建人类美好未来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愿同国际社会、同世界各国人民一起努力，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懈努力”，并向世界庄严承诺中国将积极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维护世界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与共同繁荣。在此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世界人民谋大同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互为依存，“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

明确了和平发展的基本原则。作为一名真正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历史思维和全球视野相统一、平等包容和底线思维相统一作为和平发展需秉持的基本原则，其中蕴含着鲜明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从一方面来看，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将历史智慧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相统一的例子可谓俯拾即是。“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历史并不局限于引经据典，从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收营养，更重要的是深入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世界，精准找到中国古代历史智慧和全球治理现实的共鸣点，以广阔的历史视野作出战略判断，用凝萃的历史经验统筹外交关系，以共赢的中国智慧引领全球治理。从另一方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平发展之道坚持了平等包容与底线思维相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处世之道的最好证明，也是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历史阶梯，蕴含着平等包容的对外理念。中国谋求和平发展，并不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旨在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五个世界”科学构想，和平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福祉所在。与此同时，在中国谋求发展以助力世界和平的同时，“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各方势力蠢蠢欲动欲以“共同发展”为由抢夺、窃取我国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回应，“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彰显了中国走和平发展之道的决心和底线。时下，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争取以对话谈判解决领土争端，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利益皆为中国谋求和平发展的题中之义。

明确了和平发展的战略路径。一个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归根结底取决于自身所具备的实力，因而拥有强健的体魄和昂扬的斗志是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前提要件。从一定意义上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和平发展之道坚持“内圣外王”，着眼于各国各方面的沟通与合作。第一，以共商共建共享推动经济发展。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正是基于世界和平、稳定局势取得充分发展，并以自身的发展来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正能量。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动力与根源，应“推进合作共治的共同开放”，实现全球范围内资源的最优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以国际国内要素的有序流动来连接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营造共赢和谐气氛。鉴于此，2013 年金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建设始终秉持着“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致力于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串联起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客观上有利于解决世界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第二，以对话协商化解利益冲突。共建过程中难免存在分歧与争端，在亲诚惠容、以和为贵的思想浸润之中，中国始终坚持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去开展坦承有效的对话 ,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指出的“坚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谈判化解争端”，唯此，各国才能在求同存异中形成并践行和平发展所需的全球治理新共识。第三，以文化交融汇聚同心共识。和平发展还要着眼于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和平发展的最可靠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汲取并继承“和合”“大同”“中庸”等传统文化菁华，赋予之新的时代内涵，将共享作为其意义论指向，并主张将和合文化融入对外交往当中。文化交流互鉴不仅有利于拉近文化同宗的东亚国家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有利于把握国际关系中的共鸣点。

明确了和平发展的根本保障。制度是立国之基，社会之规，治国之要。只有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牢牢扎根于人民内心深处，人民才能高度认同、真正推崇、自觉维护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使制度永葆生机活力，综合国力更加强大，使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囊括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全方位外交布局、合作共赢的开放体系等。只有坚持对这些制度的信心与决心，将制度自信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与外部条件，以强大的综合国力争取更多的国际话语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强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在“全球战疫”的过程中，中国秉持果断坚决的态度，施以强效有力的举措，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精神、中国担当和中国力量。同时，中国积极与世卫组织开展合作，分享病毒基因序列信息、参与疫苗合作研发、向其他有需国家提供物资和医疗援助等，凸显了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溢出效应，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和明显制度优势，中国有意愿且有能力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理论是实践的指南，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指导思想，是为实现中国梦搭建良好国际环境的行动指南。今日之中国也是世界之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根本利益所作的战略选择，也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平稳变革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更是突破西方话语霸权、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贡献的中国新话语。

为中国梦良好国际环境的搭建提供新指南。实现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积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的冲击仍未消退，国际经济增长乏力，逆全球化态势抬头；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格局呈现变革态势，地区间的不稳定性增强 ；国际舆论环境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解非议甚嚣尘上。可以说，实现中国梦所需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国际体系、国家关系以及国际舆论环境都面临着较为严峻的形势。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论述为突破现有桎梏、改善中国发展外部环境提出针对性战略设想与战略实践，是为中国梦创建良好国际环境的行动指南。首先，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只有世界蛋糕越做越大，中国才能相应分到更多份额。“共商共建共享推动经济发展”战略路径和“一带一路”经济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等战略举措可为中国产业、资本、跨国公司走向他国开辟合理通路、开拓广阔空间，为中国梦塑造良好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其次，中国梦的实现需要重塑当前的国际体系。“以对话协商化解利益冲突”的战略思路有利于我国利用现有国际体系延长战略发展机遇期，同时在国际体系变革中展现大国担当、引领百年变局朝有利方向发展。再者，以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处理周边关系、以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进行大国外交，是改善我国发展的地缘环境、战略环境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倡导中国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既有利于他国发展又服务于全球和平事业，这一论述是符合国际发展大势、契合全球人民诉求的科学理论。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安全挑战使各国人民越发认识到相互依存、互利共赢的重要性，这与中国倡导的和平发展价值理念不谋而合，因而能够得到世界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这对于占据道义制高点、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为国际治理体系平稳变革指明新方案。利益是行为体的永恒追求，全球治理体系也因利益的变更与冲突陷入窘境。近些年来，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主体数量猛增，新兴经济体与非国家主体与日俱增的利益诉求与传统的由西方主导构建、代表其意图的全球治理格局形成强烈张力，原有治理格局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已经不足以支撑全球化事业进一步深入发展。与此同时，全球化风险和挑战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大深入进一步扩散，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传统、非传统的全球性风险交织叠加所造成的损失已经成为人类生存不可忽视的问题。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暴发蔓延更是加速了问题的暴露。“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而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原有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西方主要国家或“脱钩退群”或背弃责任。单边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的蔓延正在摧毁世界经济发展，多个“火药桶”已冒出战争的火花，“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战争与冲突”的临界点。全球治理体系的平稳变革，需要有实力能力、有责任担当的大国重新“补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论述是理念与实践的结合，因而这一论述对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也体现在价值理念与行为实践两个层面。“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需要正确价值理念的指引。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思想樊笼“不仅根本行不通，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世界是各国人民的世界”，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转型需要平等尊重、开放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中所体现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等价值理念真切反映当前国际社会的普遍诉求，能够为全球治理提供共通共用的价值导向。在行为实践层面，“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球公共产品服务、“全球战略伙伴”的新型国际外交关系构建等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路径和举措为支撑国际治理体系平稳变革提供物质经济、保障性制度环境、合作平台等强有力的现实支撑。

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贡献新话语。自工业化时代开启，以英、美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获得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等早发优势打造出一套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系统，借以商品、资本、暴力、互联网等传播扩散至世界各地，形成覆盖全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第三世界国家则被长期排挤在国际体系边缘，处于话语劣势状态。尽管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在逐步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贡献者，但国际话语格局呈现的“西强东弱、北强南弱”态势仍未有较大松动。国际关系理论重要议题设置的话语权仍掌握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西方学界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和价值体系为出发点构建出诸如“全球化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等系列国际关系理论，其表象是对多元化政治格局中国际关系的忧心与讨论，实质则是对迥异于“西方模式”的他国原创性政治道路、理论、制度的话语抑制，是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的话语延伸。

于中国而言，“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成为重要使命 ；于全球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而言，需要更多非西方价值体系理论建树的产生和壮大以应对和破解西方话语难以解释回答的时代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实践、融通 “天下观”“道义观”“和合文化”等中华传统文化的处事哲学及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凝练总结出的系统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的创建与中国学派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学术创新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密切相关，是一种迥异于西方中心主义话语的全新话语。以中国在国际关系中日益提升的影响力和领导集体的智慧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和平发展的重要论述突破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零和博弈”“文明冲突”“国强必霸”等传统话语的束缚，为全球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框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新观点。

（作者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 ：19BKS150）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