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摘要: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的模式,而是从中国北方的实际出发,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思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革命方略,努力实现自主建党。这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值此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我们更加怀念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奠基性贡献的伟大革命先驱——李大钊。对此,我们将从历史层面出发,坚持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认识论原则,深入探讨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的建党理论形成与实践过程,进一步学习、继承他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一、李大钊的新政党观

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中,李大钊的政党观最为独特。这种独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近代政党政治进行了深刻的理性反思,并且结合现实政治斗争实际,主要从政治理性上、国家利益上考虑政党建设问题。他的政党观与孙中山的政党观有吻合之处,因而也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

李大钊对近代政党政治的理性反思,主要集中于辛亥革命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段时期。

当时,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李大钊曾试图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出于对当时共和制下的政党所为的强烈不满,他激烈地抨击了党争。《大哀篇》中有这样的记载: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以言党纲,有一主政,亦足以强吾国而福吾民。以言党德,有一得志,吾国必亡,吾民无噍类矣。此非过言也。李大钊列举了一系列政客之丑行后断言:“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1921年3月,李大钊在《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进一步认为,中国政党政治的腐败,使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因为“既入民国以来的政党,都是趁火打劫,植党营私,呼朋啸侣,招摇撞骗,捧大老之粗腿,谋自己的饭碗,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指望由他们作出改革事业为人民谋福利,只和盼望日头由西边出来一样。”

从以上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李大钊对民国以来的政党和政党政治是彻底失望的,并且持完全的否定态度。但痛定思痛,着眼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大局,李大钊仍然以乐观而富有理性的精神阐释了自己的政党理想,也就是政党观。概括起来,李大钊的政党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利益高于政党利益,政党必须排除“私心党见”,造福于国家、造福于人民。对民国初年党争、兵争混乱所带来的社会危机,李大钊感到深切的忧患,因而写就《隐忧篇》,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政治主张。其中尤以对“党私”的分析最富理性,他认为,党非必祸国者也。且不惟非祸国者,用之得当,相为政竞,国且赖以昌焉。且不惟国可赖党以昌,凡立宪之政治精神,无不寄于政党,是政党又为立宪政治之产物矣。可见,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作为政治工具,政党要合理、合法、有序地活动,要高扬立宪的政治精神,恰到好处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祸国的政党就可以变为国家能够倚赖的政党,从而造福于国家。显然,李大钊把政党利益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以立宪精神指导政党活动,这是近代政党观与封建党争的根本区别所在。李大钊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关键性环节,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第二,政党的发展与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文化的发展必将推动团体生活、政党政治的进步。在对中国近代政党进行评判的思考中,李大钊痛切地感到,中国近代政党“既无政党之精神,亦无团体的组织”,形同散沙。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人类之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和文化有相互的影响。文化高的民族,社会的观念和组织的能力,固然也高;亦为社会观念和组织能力既高,而文化始有进步”。相对于欧美各国而言,“中国人虽然也是社会动物,但几千年专制之压迫,思想之束缚,和消极的、懒惰的、厌世的学说之浸染,闹得死气沉沉,组织的能力都退化了”。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建立“强固精密的组织”,以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9页)。

第三,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需要培养中心势力,这个中心势力就是先进政党。在李大钊看来,在整个中国的政治格局当中,中心势力是必不可少的,它要有容纳各种力量的“包容力”。“为了要进行举国上下的根本改造,光靠打倒军阀、埋葬政客这种表面上堂皇的口号,那是很不可靠的事情,而且也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根本性的改造,无论哪个国家都必须有其中心不可”。根据国民革命实际政治斗争的需要,李大钊曾寄希望于“以国民党作为中心”。因为国民党“尚有容纳我们考虑问题的包容力。而孙文氏具有理解人们主张的理解力”(《就中国实际改造的中心势力问题与〈北京周报〉记者的谈话》1923年5月17日,《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311页)。

李大钊的上述观点虽然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问题有感而发的,但这些观点有其内在的逻辑理路,是相互联系的,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政党政治的基本认知标准。因此,无论是看待近代中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还是考察当代中国的政党建设,李大钊的上述观点都是很有思想价值的,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政党观。

二、李大钊的建党思想

李大钊的建党思路直接源于他的政党观,其核心内容是“中心势力”论和“大团体”思想。这与李大钊的组织构想有着直接关联。1921年3月,李大钊在他唯一一篇分析“党的建设”的文章——《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中明确表示:我们未来要建立的“大团体”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团体”,它必须是“强固精密”的组织,它将使“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

李大钊回顾了世界政党的发展,特别是19世纪以来,“政党之发达,则人类组织能力之进步,又极可惊”;“至于欧美社会方面,只要有两人以上的公同行动,就成一个团体的组织”;“都称之为Party。他们团体生活之习惯,几若出自天性,由小扩大,所以议会、政党,亦都行之若素”;“所有社会事业才能这样发达”;“最近时代的劳动团体,以及各种社会党,组织更精密,势力更强大”;“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是可骇”。

对比之下,李大钊感到中国的落后:“近二三年来,人民厌弃政党已达极点,但是我们虽然厌弃政党,究竟也要另有团体以为替代,否则不能实行改革事业”;“五四运动以后,学生团体发生,俨然革新运动中之惟一团体。其实学生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憾正多”。

李大钊的这一“大团体”思想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国共合作,衍生出打破党派界限、超越政党利益、弥合政治分歧的政治合作思路,体现出理性的政治智慧。

第一次国共合作不是偶然的,当时从表面上看国共两党需要合作完成北伐,实际上则是要通过合作来改造国民党,振兴整个国民革命。在孙中山看来,当时的国民党如同一个“就要死的人”,“这种合作将会加强和恢复它的血液的流动”。

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一直对国民党心怀不满,在其《建国方略》中力倡“心理建设”,觉得问题主要出在国民党党员“信仰不笃”。他认为:“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此思想之错误为何?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说也”。据此,他集中分析和批判了所谓的“知易行难”说。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是:孙中山是把解决认识论问题作为立党、建国的首要问题提出来的,其意义非同寻常。“心理建设”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其核心切中了国民党的问题要害所在。因此,以“心理建设”为基础,孙中山力图从根本上改造国民党,使之成为国民革命的真正先锋。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说,“孙中山先生因陈炯明之叛变,避居上海。钊曾赴上海与孙先生晤面,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虽是寥寥数语,但却是提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政党的兴衰与国家的兴亡。他们都希望通过改造国民党来救中国,这是时代的主题。

1923年,对李大钊来说是格外繁忙的一年。这年1月,他的次子出生,李大钊给他起名“光华”,他视国民党的改造与共产党的成立同为振兴中华的国民革命伟业,内心充满着希望。

1923年10月19日,孙中山指定廖仲恺、李大钊等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并请孙伯兰密电李大钊来沪会商改组工作。11月25日,《国民党周刊》第一期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表示“务求主义详明,政策切实,而符民众所渴望”;“吾党奋斗之成功,将系于此”。1923年,李大钊抵沪就达12次之多,平均每月一次,一面推进国共合作,一面还进行专题学术演讲。

1923年4月,李大钊在《向导》发表《普遍全国的国民党》一文,从理论上丰富了孙中山的建党学说,也完善了自己的建党思路。与《建国方略》相联系,李大钊继续反思国民党的根本弱点。他指出,对国民党来说,“‘推倒满州’是一个早熟的果实,反以延缓了国民运动的发育。自从第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受了北洋军阀重大的打击,一般懦弱的国民,不敢去参加国民党,国民党亦因此自懦,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显然,启蒙民众是未来国民党的中心工作。他接着写道,“今日的国民党,应当挺身而出,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挂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集合在国民党的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因为“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运动。要想发展普遍的国民的运动,必须有普遍的国民的组织”。因此,“要使国民党普遍于全中国,不要使国民党自画于广东;要使全中国为国民党所捉住,不要使国民党为广东所捉住;要使国民党成功一个全国民的国民党,不要听从他仅仅成功一个广东和海外华侨的国民党”。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李大钊的建党思路,特别是他特有的“大团体”思想又随着中国政治情势的变化有了新发展,即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演变为国民革命,政党的主体亦从共产党变成国民党。李大钊寄希望它能够最大限度地、最广泛地团结全体国民,成为全国的中心势力,担当起国民革命的重任。这鲜明体现中国革命分两步来进行的特点,是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雏形。应该说,这也是李大钊与孙中山共同思考的理论成果。

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李大钊更加感到国民党存在的重要性,他希望在“中山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实具有中心位置”,“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他预言,“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

三、李大钊的革命实践

李大钊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地之一、中国革命的摇篮。

1.实践中的思考和重要的理论活动

李大钊和他领导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实践中的思考和重要的理论活动,其中心就是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五四”进步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李大钊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然而,他的认知理路却和其他早期共产党人不同。一方面,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已经对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潮有所了解;另一方面,他从与时任北京大学教授胡适的讨论中得到思想启示,更加重视从学理上对社会主义做深入的理论探究,更加关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式。他们之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影响至深且远,大大超出了学界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发生在新式期刊《每周评论》上。

新文化运动中,《每周评论》是当时国内第一份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时评的进步政治和文化评论类刊物,它所登载的文章以时事评论为主,基本宗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该刊创刊于1918年12月22日,至1919年8月30日被军阀政府封禁,前后共出37期。而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始自第28期,终至第37期。涉及的文章包括:胡适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等。

从与胡适的讨论中,李大钊特别意识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特殊重要性。他鲜明地提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样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同时,李大钊也说服胡适,在宣传主义的过程中,滥用主义的危险固然存在,但却不要因噎废食,不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正义的宣传。因为有了假冒牌号的人,我们愈发应该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一面就种种问题研究实用的方法”。

李大钊也耐心纠正了胡适的某些偏颇,他坚信主义和问题是不可分的,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主义的指导。“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至于对问题的根本解决,李大钊也并没有绝对化。他并不否认,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以前,还须有相当的准备活动才是”。这里的“准备活动”自然就包括了有组织、有目的的各种实践活动。

真理不仅愈辩愈明,而且愈辩愈深。通过以上分析,我们须明白:李大钊立志要将主义与实际相结合。这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大大推进了五四知识分子对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唤起了他们对近代思维的探求。“问题与主义”争论的关键所在是认识论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应当如何正确地认知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怎样使主义、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大钊与胡适共同开辟了如何使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思维境界,他们向中国共产党人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直面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既然问题如此复杂深奥,既然连安福派势力都可以利用“民生主义研究会”,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欺世盗名、混淆视听,而此时的《每周评论》却又被军阀政府查封,这就迫切需要将对社会主义的理性探究坚持下去。在李大钊看来,最佳的选择就是在北京大学建立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团体,加强对社会主义的学理、历史的翻译和研究。于是,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便应运而生。从《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启事中我们知道,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于1920年12月2日,李大钊的名字列于8位发起人之首,足见李大钊对这个研究团体的重视程度。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往往习惯性地认为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创建与当时的社会主义“论战”有直接的关系。但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李大钊并没有参与因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所引发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张东荪、梁启超等进行的社会主义“论战”。他只是通过一篇短文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及对罗素的观点被曲解感到不满,而后便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深入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去。

事实上,当时的“论战”与实际的理论研究不仅无补,反而有害。“论战”双方各守己见,在论争中已游离了主题,争论的焦点并不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是凸显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手段上革命与改良的根本对立。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李大钊认为,尽管“中国谈各种社会主义的都有人了”,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学说必须要进行学理上的探究。就在李大钊请罗素在北京大学发表演讲的1921年1月底,他发表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必须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因此,北京大学相继组织了社会主义研究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后者在启事中申明,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学说,“分工互助的共学组织”;前者的宗旨则说得很明白,“集合有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的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

正如启事所述,两个研究会对参加者的要求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研究会要求入会者“有研究能力”,可以“互助的来研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提出,“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底会员”。前者专门限定北大教师同学,后者则不限,京内、京外均可。这样,就导致后者的人数要多于前者。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决定编译“社会主义丛书”,并且在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讲座就是“邀请罗素博士作了有关社会主义的演讲”。可见,李大钊主张的理论翻译充满包容性,并不十分介意被时人视为对立的社会主义观,如基尔特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宗教社会主义等。恰恰相反,他要通过翻译不断丰富学理,并努力把这些有争议的理论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

作为社会主义研究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大钊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与实际的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扩大社会主义的理论影响。从1920年9月始,李大钊为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学系本科学生讲授《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史》等课程。我们可以从《北京大学日刊》发现李大钊授课的线索。该刊于1924年1月5日刊出学校“注册部”《布告》,说明:“李大钊先生因事出京,其所授政治、经济两系之《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暂时请假,回校后再行补讲”。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一篇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李大钊的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但严格说来,《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并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理论文章,而是李大钊授课的讲义,根据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学系三年级(1921级)学生邵纯熙的听课笔记整理而成。

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的课程中,李大钊对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趋势及其实现的道路做出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和预见。他指出:“现代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有统一之倾向,大体的方向群趋于马克思主义”;“此倾向固吾辈所宜知,然所有的物色亦岂可忽略”。他又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之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时随地不同者),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这种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总趋向的展望,对各国社会主义“特色”和“异点”的强调,为各国社会主义者提供了一条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认知理路,沿着这条理路进行探索,“求其适合者行之”,自然就会探寻出具有各国、各民族不同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

李大钊相信:“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他认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有力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发生也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至于要实现社会主义,他认为必须经过三阶段,即政权的夺取、生产及交换机关的社会化、生产分配及一般执行事务的组织。同时,他也认为,“至若实现其手段,各不相同,有谓必须革命者;有主张不必剧烈革命者;有谓渐渐进行改革达到目的,用平和手段者”。他明确承认,基尔特社会主义在英国带有平和性质,缺乏革命之性质。然在现代阶级斗争时代,想以平和手段,将生产完全归其管理,实属不易。

在与胡适讨论社会主义的同时,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分两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这篇对马克思学说进行“思辨”的文章中,他在中国第一次将社会主义的概念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他力主以唯物史观和认识论为导引,探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尝试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最富思辨价值和实在意义的《资本论》上。

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资本论》”,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一下”。

李大钊视野开阔、涉猎广泛。他对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入探究,对唯物史观有了全面的把握。为了弄清楚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异同,更有效地使社会主义学说与中国发展实际相结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桑西门的历史思想》《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等文章中,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欧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涉及的社会主义流派除科学社会主义外,还包括英、法两国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义派别。

2.组织活动

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与北京早期党、团组织的创建亦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建立的时间几乎相同,只是各自使命不同,但都被李大钊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践。1920年9月至11月间,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在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不久,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11月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4月建立,唐山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7月建立。这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社会主义青年团早于共产党成立,因为当时李大钊的发展重点就是希望让社会主义青年团更快地在北方地区建立起来。

北京早期党组织及其革命活动的实践,作为一个建党时期的地方个案,证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并未完全依循苏俄的模式。他们从中国北方的实际出发,根据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调整思路,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革命方略,努力实现自主建党。这是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据宣讲家网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李颖)

责任编辑:李贤博校对:张凌洁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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