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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玲: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的战“疫”法宝(下)

李玲

李玲 北京市大兴区委党校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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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最”来表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们果断采取了一系列举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初步遏制了疫情蔓延的势头,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将本土每日新增病例控制在个位数以内,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的决定性胜利。

对比中外的防疫情况,我们能看到中国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取得的重大成果。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果?相信很多人都从疫情防控中发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的社会制度所展现的优越性,即: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那么,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成大事的主要原因是什么?面对疫情,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体现出哪些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障

中国集中力量能够办成大事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的政治保障。集中力量办大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也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优势决定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与众不同,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凸显。

正如《人民日报》“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评论文章中所说,“70年一路走来,我们曾遭遇封锁与遏制,曾有过急躁与冒进,曾经历大洪水、大地震、大疫情等重大灾害的考验,也曾面对金融危机、贸易摩擦等国际风浪挑战,正是因为始终在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统一高效组织各项事业、开展各项工作,才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克服无数艰难险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正因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的领导,才有我们今天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绩。那么,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根本政治保障?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来理解她的与众不同:

1.为使命而生、受使命驱动的使命型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还是一个特别小的政党,只有58个人。那一时期的中国就有几百个政党,其中很多与中国共产党或名字相近的、或成立时间相近的政党都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可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小小的政党走到了今天。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是没有个人之私利、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利益的,为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奋斗。从早期的58名党员的教育程度、职业来看,我们就能看到这一点。其中,从教育程度上看,他们都是精英,包括留学日本的18人、北京大学毕业的17人、其他大学毕业的8人、中学毕业的13人;从职业上看,他们中有教师教授、学生、记者、律师、职员等。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即:“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与“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从此开始,作为使命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是坚定的。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阶段性目标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而变化,但最高纲领始终不变。党的十九大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指出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全面完成。不因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而推迟目标,毅然完成脱贫攻坚任务,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意识和担当精神。在不同时期都有着不同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永远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

可以说,为使命而生、受使命驱动的使命型组织,告诉了我们“我们是谁”。

2.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型组织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过长征,走过了几十座常年积雪的雪山,红军从出发时的30万人锐减到到达陕北时的不到3万人。东北抗联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地方,在寒冷地带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争,先后有11个军,兵力最多的时候达到了3万余人,战斗数万次,消灭伪军、日伪军20余万人,牺牲的仅军以上的干部就多达40名。从史料上,我们可以看到,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多达370余万人,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十分惨烈的。

新中国成立之后,尽管要重振经济,但我们还是毅然投身到抗美援朝的战争之中。在上甘岭战役中,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承受了敌人190余万发炮弹,敌人出动飞机3000多架次、投弹5000余枚。我们作出抗美援朝决定时,很多志愿军战士匆匆走上了战场。正是有无数像黄继光、邱少云这样的战士,抱着崇高的共产主义信仰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才使我们赢得了战争。

可以说,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型组织,让我们知道“要成为谁”。

3.追求远大理想的愿景型组织

早在中共二大,我们就提出,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的“两步走”设想。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并且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从党的十五大到党的十九大,我们提出并不断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一追求远大理想的愿景型组织领导下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有愿景的国家。

责任编辑:王瑱校对:张一博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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