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马官员“忏悔书”的多重警示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A

2021年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在展览第四部分第一单元，有一个专门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的展区，展品中包括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鲁炜、辽宁省委原书记王珉、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等人的忏悔书。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不仅向公众展现了腐败官员的成长经历和腐化过程，演示了少数腐败官员如何走上迷途，又如何幡然悔悟的心路历程，而且也是腐败治理与廉洁教育的教科书，揭示出主观心理、外部诱因、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如何影响到少数官员，使之滑入腐败犯罪的泥淖。这不仅对少数官员本身，而且对于世人来说，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教育作用。

“忏悔书”对落马官员来说，是一面迷途悔悟的镜子

翻看少数落马官员的忏悔书，许多人最初出生于平凡家庭，怀着初心，一步一步凭着自己的努力奋斗走上领导岗位，达到人生的巅峰。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提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因‘文革’的发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回家当了农民，从大队会计干起，……”云南省委原副书记仇和的经历也大体相似，其忏悔书中写道：“我于1957年元月27日出生于江苏苏北农村一贫寒家庭，为了保证我上学，三个姐姐和弟弟妹妹先后放弃学业，……”对于多数落马官员来说，为什么走上腐败，忏悔书中的反省不可谓不深刻。苏荣在忏悔书中写道：“写悔罪书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落笔如千钧。真是不堪回首，无地自容”；王珉在忏悔书中说：“通过组织的教育和自己的学习，我的精神得到彻底的洗礼，灵魂受到极大的触动，深刻认识到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陷入深深的悔恨和自责中。”在这些忏悔书中，那些深含悔意、扪心自问的文字既是落马官员的自我救赎，也是对其他党员干部的真诚告诫。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说过，“人穷反本，故言善”，人到人生最后的关头，往往其言也善，反省其人生成败得失，更能体悟到为官为人的真谛。对少数落马官员来说，悔罪书就是一面正衣镜，只有对照自己的人生之路、为官生涯，才能看到自己灵魂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党性原则是如何一点一点沦丧的，道德底线是如何一次一次失守的。

官员忏悔，古已有之。北宋大贪官蔡京流放时作诗自悔：“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此恋荣华，便有如今事也。”清代巨贪和珅被收监时也曾留笔：“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仁。”党的十八大以来，被调查之后的腐败官员，接受司法审判前书写悔罪书已经成为检验其认错态度，决定是否进行酌量惩罚的一种常用方式。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提出，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要从学习党章入手，重温入党志愿书，唤醒他们“激情燃烧岁月”的记忆，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写出忏悔录，自悔自新，警示他人；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审查和审理报告不仅要列明违纪事实，还要反映其对所犯错误的认识，附上忏悔录和违纪事实见面材料；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工作报告又强调，忏悔录能公开的都要公开。无论是“写”，是“附”，还是“公开”，目的都非常明确，就是让落马官员当反面教材，发挥其忏悔录的警示、震慑和教育作用。

对于落马官员来说，忏悔从来都不晚。“忏悔”一词来源于佛教用语，悔谢罪过以请求谅解。“忏”为梵语“ks!ama”（忏摩）之略译，乃“忍”之义，即请求他人宽忍宽恕；“悔”为追悔、悔过之义，即追悔过去之罪，而于佛、菩萨、师长、大众面前告白道歉，以期达到灭罪之目的。东晋郗超著《奉法要》：“每礼拜忏悔，皆当至心归命，并慈念一切众生。”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主要包含了三方面内容。一是对成长经历的回顾，从家庭背景、求学经历、从政履历一路道来。有顺风顺水的，也有逆境求生的，最终都执掌权柄，成为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二是讲述腐化变质的过程。许多官员腐败往往都是从小从微的量变向全面贪腐的质变转化的。为官“第一粒扣子”没有扣好，许多个“第一次”最终蜕变为陷入腐化泥淖的“麻木不仁”。起初，多是周围的“小恩小惠”，一旦没有把持住底线，就开始一步一步滑向深渊。一次两次时心安理得，不在乎，结果集腋成裘，小贪越积越多，滑入大贪之列，悔之已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中共上海市委原书记陈良宇在忏悔录中讲到三个不应有的“第一次”：第一次参加“朋友”聚会，第一次感情出轨，第一次收某港商5万元的“红包”，而正是这些第一次最终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无数贪官的故事，深刻阐释了“不矜细行，终累大德”的精义。①三是表达出痛心疾首的无限悔恨，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亲人。不排除少数官员忏悔的目的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希望通过向党、组织、领导忏悔，相关部门能从轻处理，这个目的是最直接、最现实的。但抛开这些功利性目的外，忏悔书对落马官员来说，就是人活一世的镜子。有的官员就是从怀报理想、秉持信念的“好干部”，到沦为被世人不齿的“阶下囚”，最后的忏悔可以说是少数贪官的灵魂救赎，也是他们对为人良知的自我拷问。

“忏悔书”对腐败治理来说，是一部反腐败的活教材

每一份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其实都是腐败治理的活教材。有的落马官员的忏悔录就是一部写实性非常强的腐败记录片，讲述了这些鲜活的个体思想防线是如何被突破的，从而一步步滑向腐败的深渊。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向纵深推进，构建标本兼治的“三不腐”惩防体系成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主要工作目标。总的来说，“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忏悔书作为活教材，对“三不腐”惩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忏悔书中反映出的问题值得归纳和总结。可以通过这些忏悔书的类型解读，总结官员悔罪心理，剖析官员的腐败成因，从而全方面了解官员到底畏惧什么，才能不敢腐败；哪些领域容易腐败，进而补齐不能腐的制度短板；基于什么动机走向腐败，从而强化专项思想教育，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归纳中纪委网站和各地方纪委监委公布的忏悔书，从内容和写法上看，落马官员的忏悔书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人生感悟、真诚悔过型。这是忏悔书中比较常见的类型，悔过人往往秉持着“看尽人生繁华，三千浮生若水”的心态，从自己的出生家庭开始，细数求学之路、从政履历，娓娓道来一世沉浮的官宦之路。多数落马官员来自于贫寒家庭，父母尊亲的为人为官的谆谆教诲仍在耳旁。但随着官位的不断升迁，外部诱惑的不断侵蚀而蜕化变质，违背初心，从而走上触犯党纪国法的道路。由于是落马官员的本人现身说法，这类忏悔书往往比较具有感染力和震撼性。从忏悔书中，能够看到忏悔人的真诚悔过之心，也让读者看到一个个官员成长之路、落马之途。这种人生叙事方式也使得忏悔书本身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可读性。

第二，失足落马、功过评价型。在忏悔书中，有的官员在从政之初能够做到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一心为人民服务，最终获得了良好的政绩和口碑，但后来随着官位的不断高升，反而脱离了人民群众，躺在功劳薄上忘了本，计较起个人回报来，从而走上贪腐犯罪的道路。在这类忏悔书中，落马官员既有高调表功的心理，也有马失前蹄的悔意。有的落马官员希望罗列一些自己的丰功伟绩，以此希望党组织或者司法审判时能够考虑到自己的贡献，希望功过相抵，从轻发落。但悔罪本身不是法定的从轻情节，而是表明认罪态度的酌量情节，功与过是不能在法律上讨价还价的。全面从严治党、惩治违法犯罪从来不打折扣、不开天窗、不走后门。

第三，反面典型、警示后人型。这种类型的悔罪书其实是最具有教育意义的，落马官员真正把自己作为一个反面典型，真实客观地描述自己的腐化堕落的历程，从而起到警示世人的作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有的官员腐败都是基于小而微的第一次贪、第一次腐，“温水煮青蛙”式的浑然不觉，从而慢慢地导致心理防线和做人底线不断被突破，从而走上了不归路。“反面典型”比正面说教更有效，其警示效用能够让党员领导干部知敬畏、明底线、受警醒，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增强防腐拒变的心理忍耐力，从而有效地杜绝生活之中形形色色的外部诱惑。

“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从忏悔书的内容来归纳，我们总结出少数官员腐败的主要成因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心理失衡导致疯狂敛财。少数官员由于工作关系，与商人等体制外人员接触比较多，可能会进行收入比较，发现自己无论从能力、学识、勤奋程度各方面都比商人强。但即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再大，在商人面前总是囊中羞涩、过于寒酸。久而久之，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心态开始失衡，开始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从第一笔权力寻租带来的违法所得开始，逐渐发展为无所顾忌的大肆敛财。

其二，贪图享乐导致生活腐化。据统计，在“贪官忏悔录”中，绝大部分的落马官员腐败的心理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如物质占有欲、挥霍欲望等，其人数达311人，占总人数的85%左右。②少数此类官员喜好生色犬马，穷奢极欲的生活，好戴名表、好穿名牌、好烟好酒，为满足其畸形嗜好的需要，多主动索贿。

其三，交友不慎导致甘于被“围猎”。“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朋友圈、老乡会、同学帮，这些圈子文化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的常态。党员干部同样作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也不能免俗，脱离这些社会交际圈。“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作为位高权重的党政干部，在与人交往中，应秉持原则、公道正派，不可徇私舞弊、相互勾结。“淤泥不染”“群而不党”才是为政之道。忏悔书中有的个案就是因为碍于友情，网开一面，从而导致被朋友之情、同窗之旧、老乡情谊所“围猎”和俘获，最终走向迷途。

其四，家风不正导致城门失守。“家风败、腐败现”。苏荣的腐败就是家族式腐败的典型例子，苏荣案有14名家庭成员涉案，可谓夫妻联手、父子上阵、兄弟串通、七大姑八大姨共同敛财。从“全家福”到“全家腐”，再到“全家覆”。官员腐败中有的是因家属被“围猎”导致“堡垒从内部攻破”，不良家风在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堤坝上划出第一道裂痕；有的则是领导干部自身不正，配偶、子女有样学样。不良家风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而腐败则是不良家风的“助燃剂”，迟早会将一个风气不正的家庭推进“火坑”。③

其五，从众心理导致放任自流。这类腐败往往发生在塌方式腐败或者腐败窝案的情况之中，往往是“一把手”腐败，导致了地方政治生态败坏。王珉案中的大范围贿选就是例证。王珉看到下属腐败而不制止，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破窗效应”最后导致了整个地方政治生态的败坏。在沈阳贿选案中，有的人大代表看到其他人在积极运作拉票，心有不甘也积极筹集钱款用于行贿。此外，还有的官员腐败是由于上级领导的始作俑者而被带下水，不敢得罪顶头上司，身不由己充当其腐败犯罪的马前卒。也有的官员看到周围有的干部腐败了，怕不合群，怀着“河边哪有不湿鞋”的心理，加入到随波逐流的腐败中。

从落马高官的忏悔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腐败现象的千姿百态，而腐败成因的类型化分析可以起到镜鉴的作用，反馈到反腐倡廉的实践层面，从而有利于扎紧制度的笼子，构建惩防一体的腐败治理体系。

“忏悔书”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是廉洁教育的警钟

忏悔书具有警示世人的作用，尤其对于廉洁教育来说，查办一人、教育一片、警示四方，这也是忏悔书为什么要公之于众的原因。通过落马官员的自我表述、现身说法这一形式，忏悔书的内容不仅仅是其本人的肺腑之言、自我救赎，也是面向公众的警世录，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慎终如初、永葆初心、善始善终。忏悔书是廉洁教育的警钟，钟鸣不断、警声常听。“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常态化的廉洁教育一定要常抓不懈，广大党员干部要汲取落马官员的惨痛教训，引以为戒，尤其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党规党纪，始终以共产党人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首先，坚定理想信念，提升思想道德境界。许多忏悔书都会有类似的表述，“违背党性原则”“背离了党的宗旨”“没有严格要求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等。可见，大多数落马官员普遍反映出的首要问题就是理想信念动摇的问题。理念信念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学习教育意义重大，党员干部自身也要自觉抓好思想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要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等制度为主要抓手，形成常态化学习机制。要跟紧党中央的学习部署，深刻领会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站稳政治立场，分清是非界限，坚持抵制错误思想的侵蚀。

其次，保持政治清廉，自觉抵制外部诱惑。在忏悔书中，“政商勾结”“官款相傍”的问题比较突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清廉的价值比黄金还要宝贵。保持政治清廉，最重要就是控制好手中的权力，党员干部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经得起金钱、美色的考验。但仅依靠其自制力是不够的，需要借助于制度实现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要通过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程序清单实现权力的全程监督，强化执纪问责，才能增强党员干部抗腐拒腐的能力。

再次，培育良好家风，防范被亲朋好友“围猎”。“天下之本在家”。“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到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枕边风”“裙带关系”“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等都在警示党员干部要管理好家属，不要纵容亲朋好友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影响力敛财犯罪。“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党员干部要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教育管理好亲属亲友，规范干部配偶子女从业行为，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谋求特殊照顾，禁止干部家属亲友插手本人职权事项。要以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教育亲属亲友，培育良好家风。

最后，坚持公私分明，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权力腐败的本质就是公权私用，把公权力作为寻租的砝码，谋取私利。写忏悔书的一些党员干部一般都是经过多年奋斗之后，才走上领导岗位，这些官员一旦头脑中想的不是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而是开始考虑回报自己，补偿自己多年的努力时，就会走向腐化堕落的深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这已经偏离了公仆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党性宗旨。只有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做到公私分明、克己为公。公与私不分，权利与义务不分，权力与责任不分的后果必然是滑向腐败堕落。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才能使腐败分子无藏身之地，也才能达到敲山震虎之效，阻吓更多心怀侥幸的以身试法者。

（作者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

【注：本文系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破解群众身边‘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腐败作风的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0LYZ00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黄红平：《贪官忏悔录的人生三部曲》，《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22日。

②龙太江、韦焱良、李艳：《腐败心理的类型和结构——基于“贪官忏悔录”的研究》，《领导科学论坛》，2016年第5期。

③蔡相龙：《家风不正 祸患不远》，《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