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极化的深层根源

美国政治极化的深层根源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极化政治(polarized politics)是近十几年来美国政治的一个显著特点。极化(polarization)这一概念源于物理学,指的是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两极分化,使其性质相对于原来状态有所偏离的现象。所谓“政治极化”,是指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对立日趋明显,同时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不断增强,导致在国会立法中一方的多数反对另一方的多数;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红蓝州对立的局面;在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问题上,两党间意识形态和政策立场的分歧日益明显;总体上,民众的政治意见由温和的中间立场转向自由或保守的两个极端。

美国极化政治的表现

当前,极化成为美国政治的显著特征之一。总体上,美国极化政治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政治精英层面和民众层面。

在政治精英层面,美国极化政治呈现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当前,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野越来越大,同时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不断增强。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是造成两极分化政治氛围的必要条件,持续的意识形态分化为政治极化提供了原动力。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两党并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两党内存在相当一部分温和派。然而,自1960年代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温和派人数逐渐减少,美国的政治精英开始在意识形态上从最初的交汇点分道扬镳:共和党内部持温和立场的政治精英继续保持保守立场,而民主党内部持温和立场的政治精英继续保持对自由立场的兴趣。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保守派更多地转向共和党,而越来越多的自由派走向民主党。党派极化的另一表现是两党意识形态重叠的消失。在1960年代之前,两党在意识形态上仍有重叠,持中间、温和立场的议员在国会中根据立法和政策本身进行投票,而不是以政党划界。但目前,两党议员基本上只投本党票,议员投出“背叛”本党票的情况非常少。

第二,从国会角度看,国会极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立法过程中一党的多数反对另一党的多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政党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国会中的各种委员会。然而国会改革之后,委员会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党团会议,政党对立法的影响力明显加强。此后,国会内部两党的斗争愈演愈烈,国会政治变得越来越党派化。美国学界通常用党派投票率(party votes)和党派团结分(party unity scores)来分别衡量国会内两党的对立程度和两党内部的团结程度。二战后至1970年代,党派投票率不断下降,1970年代中期开始回升。党派团结分同样是从1970年代开始逐步上升。两个指标的上升,表明美国国会内两党极化程度和两党内凝聚程度都在不断增强。

美国的极化政治不仅局限在精英层面,美国民众尤其是积极参与投票的选民,也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政党认同和意识形态偏好。首先,认为自己是中间选民的比例从1970年代开始下降,有明确政党认同的选民数量开始增加。数据表明,民主党中自认为是自由派的比例持续走高,与此同时,自认为是保守派的比例则开始下降。共和党内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两党选民中的温和派(独立派)变得越来越少,选民往往选择与自身意识形态一致的政党,并且在投票时只投给自己认同的政党。其次,民众的极化同样表现在红色州和蓝色州对立的两党地理分裂中。在红色州,共和党的认同者占多数;在蓝色州,民主党的认同者占多数。在总统选举中,地理上集中且意识形态相同的选民通常会进行“一边倒”投票。

美国极化政治的出现和加剧并非偶然。一方面,美国历史上存在极化的深层根源;另一方面,日趋严重的国家认同危机以及难以扭转的经济不平等作为催化条件,使得深层根源暴露出来,导致极化政治迅速发展。

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三组对立叙事,为美国政治走向极化埋下了伏笔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始终存在三组对立的叙事:欧洲清教徒叙事和印第安原住民叙事、北方叙事和南方叙事、白人叙事和非白人叙事。三组叙事均呈现出一方长期压制另一方的局面,这为美国政治走向极化埋下了伏笔。

三组对立叙事中,可追溯历史最久的是欧洲清教徒叙事和印第安原住民叙事的对立。从历史上遭驱逐、屠戮和强制同化,到如今陷入系统性贫困和被歧视,原本是北美大陆主人的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的声音日渐微弱。嵌入北美的欧洲白人文化和北美印第安土著文化泾渭分明,二者存在巨大的差异:印第安人财富归部落成员共同所有,而私有财产观念在欧洲早已深入人心;印第安人主张与自然和谐共生,而欧洲移民则追求征服自然。巨大的差异决定了两种文化难以融合。此外,对生存空间的争夺使得欧洲白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生存竞争不可避免。这就意味着,冲突是欧洲白人文化和北美印第安土著文化互动的基本特征。

欧洲移民对印第安人的压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印第安土著人口的锐减。1492年白人殖民者到来之前,这片土地估计有500万印第安人。在19世纪的近百年时间里,美国军队通过西进运动大肆驱逐、杀戮印第安人,到了1900年,全美一度仅剩下25万印第安人。其次,印第安民族文化的沉沦。在欧洲白人抵达之前,印第安人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体系,具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准。然而,在欧洲白人到来后,印第安民族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如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聚居区,整体氛围是消沉的。最后,欧洲白人对印第安自然经济的摧毁。欧洲白人到来后,印第安人被卷入市场经济的漩涡,无法保持自然经济,无法继续传统的生活方式。

第二组对立是北方叙事和南方叙事。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在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南北战争也是美国北方叙事和南方叙事之间的矛盾累积到不可调和程度的一次总爆发。美国独立后,南北方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北方地区处于优势地位。到1860年,美国大部分铁路线和电报线都集中在北方地区,全国超过一半的工厂和工人都在北方地区。然而南方地区由于气候和历史惯性,依然发展种植园经济,基本上没有多余的资本去投资工业,同时也不具备较大的消费能力。可以说,南方地区的种植园经济模式锁死了资本。工业北方和农业南方把美国撕裂成两个国家,南北方的政治经济博弈汇集到奴隶制问题上,最终导致内战爆发。

旷日持久的路线之争、关税之争,以北方工业资本家的胜利落下帷幕。但是,在战后清算中,南方大奴隶主并未遭到严重打击。大部分南方白人根本不认为内战是错误的,反而称之为“失败的伟业”。虽然北方资本主义获得了胜利,但并没有弥合南北之间的裂痕。时至今日,美国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在许多方面仍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方面,北方地区明显领先;治安方面,每十万人凶杀案比例最高的州大多为南方州。

第三组对立是白人叙事和非白人叙事。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欧洲白人踏上北美大陆的那一刻起,白人与非白人这组对立叙事便贯穿于美国的历史。长期以来,在关于美国诸多民族如何融合、如何共处于同一社会的许多解释中,美利坚民族大熔炉理论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然而,回顾历史和现实,美国是否真的是一个大熔炉,恐怕还要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导致美国熔炉不熔的最重要原因是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在奴隶制时期,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只能完全依附于奴隶主。《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结束了黑人奴隶制度,但黑人的地位仍然远低于白人,他们并没有投票权和选举权。1964年的《民权法案》标志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种族平等真正实现,种族主义仍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标志着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白人总统的诞生,然而就在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由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导致黑人青年身亡,引发了“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美国白人没有把其他有色人种放在与自己平等的地位,因而难以实现诸多种族的真正“熔合”。

催化条件:国家认同危机和经济不平等

美国极化政治的深层根源始终存在,但在历史上未曾极化到当今程度。深层历史根源会被掩盖,但不会消失,当具备足够条件时,便会显露出来。当前,面对国家认同危机蔓延和愈演愈烈的经济不平等现象,美国政治势必要走向极化。

国家认同是反应一个国家独特性的最重要特质,国家认同构成国家利益的基础。国家认同是建构出来的,其强弱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随不同环境而变化的。当前,美国的国家认同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移民浪潮、多元文化主义、以种族和性别为核心的身份认同,以及跨国身份认同等。一旦国家认同不再有力,那么诸如种族、地域、性别、文化所定义的特殊认同就会涌现,填入由于缺少国家认同而形成的真空。而国家对于少数族群的政策倾斜又会引起主流群体的不满,进而引发一种对立的身份认同,最终导致民众的极化。典型的例子就是移民问题带来的认同危机。移民潮使以拉丁裔为代表的少数族裔人口迅速增加,墨西哥裔族群持一种区别于白人且高于国家认同的种族认同,他们要求将西班牙语列为第二语言,拒绝英语的权威地位,主张实行双语教学。

国家认同危机影响极化的路径有两个。第一,在种族、地域、文化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时,政客为了获得特定族群的支持,会故意制造极端的宣传口号以迎合特定族群的偏好。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容易被政客利用,进而加剧民众的极化。第二,当种族、性别和其他公民层次以下的身份高于公民身份时,政治精英将不得不“旗帜鲜明”,他们即使有温和的中间立场也不敢讲出来,否则结果就是“两边不讨好”,这就是政治精英被民众裹挟,会进一步加剧政治精英的极化。国家认同危机导致极化加剧,而极化加剧将导致更大的国家认同危机,一旦掉入这个循环的漩涡,美国政治的极化趋势将难以扭转。

从经济角度看,经济不平等是美国政治极化的“催化剂”。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远超人们想象。在过去的50年间,美国除顶层20%的家庭年收入有所增长之外,其他家庭均无明显变化。除了收入的高度失衡,美国经济不平等还表现为中产阶级的持续萎缩。事实上,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深层次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缺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经济制度。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经济不平等又导致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富人有财力为选举提供竞选资金,随着美国竞选所需费用越来越高,富人对政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经济不平等推动极化政治的方式有三个。第一,贫富分化导致民众无法接受平等的教育,教育上的差异会扩大他们政策立场的差异,进而增加他们政治上的分歧。第二,家庭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家庭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往往都在与自身水平相当的人群中寻找伴侣组建家庭,夫妻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日渐趋同,而不同层次家庭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共识逐渐减少。第三,不平等导致阶层分化。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中产阶级所受的冲击有限,他们更害怕政府“切自己本就变小的蛋糕”,于是便支持右翼民粹主义。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导致政治精英间的对抗加剧,进而使得精英和民众间以及民众内部的裂痕扩大。

极化政治对美国的立法过程、司法公正、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愈演愈烈的极化政治大环境对美国的立法过程、司法公正、公共政策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首先,高度的极化政治加剧了两党在立法过程中的分歧。美国众议院的多数派规则通常允许内部同质和有凝聚力的多数党随心所欲,如果大多数人的观点和偏好一致,他们就有强烈的动机组织起来,以便利用众议院规则通过立法。而极化政治无疑加剧了多数党立法的集权化和排他性风格,使得众议院的多数党行使集中控制权并将少数党排除在立法程序之外。在参议院,两党极化促使双方尽可能多地利用规则来使党派利益最大化。近年来,一些党派领导人提出一些对本党选民有吸引力但又很明显没有机会通过的立法,就是希望至少通过就该问题进行现场辩论来获得政治分数。但这种滥用参议院规则以谋取党派利益的做法无疑会加剧两党关系和议员关系的紧张。

其次,极化政治损害司法公正。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是终身制,目的在于使法官可以无所顾虑地最大程度为公众服务,确保司法公正。即使是那些一生为党派谋利益的政客,一旦被任命为法官,也会立即与自己的政党划清界限,只以“公正”为己任。由于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所以两党主要通过影响法官的任命来影响司法程序。根据法治原则,司法系统应严格遵循“公正”和“中立”的原则,超越党派政治。但实际上,在选择最高法院或联邦法院法官时,党派倾向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其必须选择一个支持其政治观点并代表其政党利益的人,结果就是保守派总统选择保守派法官、自由派总统选择自由派法官,共和党总统不会考虑民主党法官、民主党总统不会考虑共和党法官。极化政治导致总统按照意识形态提名,法官按照意识形态投票,极大地破坏了政治中立原则,影响了司法公正。

再次,极化政治造成公共政策的僵持。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政党凝聚力的优点变成了达成协议和通过立法的障碍。越来越多的政策立场差异使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逐渐变小,导致了公共政策制定中越来越多的僵局。一党即使认识到另一党提案的合理性,依然会选择阻挠,即为了反对而反对、为了否决而否决。同时,当几乎不可能与对手达成妥协时,一方会提出一个极端的提案故意让对手否决,然后将造成僵局的责任推到对手身上,以此来获得选举优势。这样的策略不仅严重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会降低双方在其他更重要立法上合作的意愿。总之,极化政治导致更多的政策僵局和更少的立法主动性。

最后,极化政治对外交政策产生深刻影响。美国的外交权力由总统和国会共同享有,极化政治会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如下后果。第一,对外政策方向的变动。两党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导致双方在外交政策立场上也会出现差异,特别是总统换届之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重大方向性调整,这就容易出现不连贯性,甚至前后两个时期的政策是相背离的。第二,外交行动的僵化。外交事务的特点决定了决策需要及时快速,而国会对总统的制衡削弱了决策的即时性,总统和国会围绕一个问题展开反复博弈,国会可能会否决总统的意见或向总统提出附加条件,耗费时间较长,难以在最短时间内依据当时事态及时作出决策。第三,外交政策合理性的降低。经过国会里的反复博弈,最终某一党派的主张获得通过,但两党的主张支持率其实差距不大,对于这项通过的法案,无论是国会议员还是民众都有相当比例持反对态度,很难说其代表了美国的利益。

极化政治削弱了美国的纠错能力

极化政治暴露分权制衡机制的内在缺陷。美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互相独立、相互制约。立法权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它们有立法权、弹劾权,但没有司法权和行政权;总统具有行政权、人事权和外交权,但没有立法权和司法权;司法机构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其他权力干预。这样就形成三者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然而,分权制衡机制存在效率低下的内在缺陷,容易导致公共政策的僵持和立法的僵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极化政治使分权制衡机制的缺陷充分显现出来。两党之间意识形态分野加剧,两党内部意识形态同质化加强,同一党派议员持越来越相近的立场,不同党派议员间的差异越来越大,在关键问题上以党派划线进行投票的情况愈发突出。这样,在两党对立的情况下去纠正自己一方的错误,将被视为对自己党派的背叛。一方面,在本党政治人物犯错的时候,议员出于对自己党派的“忠诚”,纠错的意愿降低。另一方面,当对方党派犯错时,议员有纠错意愿,但缺少能力,因为两党会互相阻挠,陷入政策制定的僵局。

极化政治使再分配难以实现。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观点,民主国家在分配问题上具有“自动纠错机制”:一旦出现过度不平等的问题,弱势一方的中下阶层必将通过福利、税收等形式实行再分配,缓解不平等的趋势。然而,现实中的再分配要么没有启动,要么未能起到足够效用。富裕阶层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影响力要远大于中产阶层和低收入阶层。公共政策不能反应低收入群体的利益诉求,日渐与低收入群体脱节,无法有效应对贫富分化问题。在政治极化程度不强的时期,富裕阶层为了安抚底层民众的不满情绪,缓解阶层矛盾,愿意与中产阶层和低收入群体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然而,在两党剧烈对立的极化环境下,穷人和富人之间失去了妥协的空间,公共政策制定的后果是强化了经济不平等,因而难以通过再分配进行纠错。

极化政治削弱媒体监督的效果。“第四种权力”的存在被认为是美国纠错能力的重要表现。“第四种权力”指的是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其“独立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并对前三种权力起到监督制衡作用。媒体能够向公众传递声音,使某个问题迅速引起社会注意,形成民意。当民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司法和立法部门不得不予以关注并给予回应。当然,媒体也有自身的利益,与政治权力间存在利益关系。美国的传媒行业是私有制,但其根据自身意识形态会偏向两党中的一方,从而也具有了党派色彩。在极化政治的大环境下,美国媒体也走上了极化之路。媒体极化的结果是:在向公众传递信息时,媒体会有所选择,着重报道对自己支持党派有利的信息,对该党派不利的信息则选择淡化处理甚至忽略;在传递过程中,媒体会使用具有倾向性的语言以助推民意的形成。因此,媒体提供信息的准确性、公正性不断下降,公众观点形成的过程又被有意引导,这直接削弱了“第四种权力”发挥作用的基础。可见,极化的媒体不但难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反而会进一步强化极化政治。

总之,极化政治在美国由来已久。受制于建国伊始就存在的极化基因、国家认同危机以及难以扭转的不平等现象,美国政治已经极化,并将持续存在。在极化政治愈演愈烈且短时间内无法扭转的情况下,美国更难以有效地纠正自身的错误,“美国具有较强纠错能力”的命题已很难成立。

(作者为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硕士研究生别豪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张业亮:《“极化”的美国政治:神话还是现实?》,《美国研究》,2008年第3期。

②邱惠林:《论美国印第安民族的衰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4期。

③刘祚昌:《美国内战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

④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

⑤沃尔特·沙伊德尔著,颜鹏飞等译:《不平等社会:从石器时代到21世纪,人类如何应对平等》,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刘佳星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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