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走向人民文学——从1921年的文学说起（2）

1921年，郭沫若发表《太阳礼赞》。为什么要歌颂太阳？因为在郭沫若眼里，太阳代表着创造和希望。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作者想表明的是，人们已经厌倦了黑暗。礼赞太阳，就是要寻求光明。这也是当时人们的心声，是最深切、最热烈的呼唤——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的理想和热望。现在，太阳作为人们熟悉的抒情意象，代表着光明和希望，意味着能够照亮前进的道路。实际上，这个象征意义主要是一个现代创造。太阳对我们来说，绝不仅仅是天上挂着的那个太阳，它是有着丰富意义的。

1930年，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写道：“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蒋桂战争尚未爆发之前）约四个月期间内，敌人的第三次‘会剿’临到了井冈山的时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提出来了。”对此，毛泽东同志写道：“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太阳，它是自然的那个太阳，但同时它也被人不断地赋予象征意义。

《东方红》的歌词创作者是一名陕西农民，他的名字叫李有源。我们重温一下《东方红》的歌词，“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嗨哟，他是人民大救星。毛主席，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嗨哟，领导我们向前进。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呼儿嗨哟，哪里人民得解放。”由此可见，在19世纪20年代，对于广大的农民来说，太阳就是太阳；而到了19世纪40年代，一个普通的农民已经感受到了先驱者们所讴歌、呼唤的那个“太阳”，那就是我们要走通向解放与幸福的道路。

从1921年12月4日起，《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阿Q是一个经受悲惨苦难的人，但是他通过“精神胜利法”，又不觉得自己有多悲惨，反而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世界就应该是这样。因此，当鲁迅在描写阿Q时，心中充满了忧思。从《故乡》到《阿Q正传》，从闰土到阿Q，他们都顺受着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知道，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系于千千万万的“闰土”能不能觉醒、能不能为自己的命运斗争。尤其是在1921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看到了中国最广大的群众。党的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明确提出：“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我们党就是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伟业、创造美好生活。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真正的英雄。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为人生。1921年，茅盾作为《小说月报》主编时曾讲道，“中国现在社会的背景是什么？从表面上看，经济困难，内政腐败，兵祸，天灾……表面的现象，大可以用‘痛苦’两个字来包括。再揭开表面去看，觉得‘混乱’与‘烦闷’也大概可以包括了现社会之内的生活。……一方面是因为旧势力的压迫太重，社会的惰性太深，使人觉得前途绝少光明，因而悲观；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思想迷乱。……由烦闷产生的恶果，一是厌世主义，一是享乐主义，——这是两个极端。”我们重温矛盾在1921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就会发现，他谈的不仅是文学，而是要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我们的先行者们，正是痛心于中华民族在那时所面临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精神的绝境，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这样的绝境和悲哀，在当时的文学中有非常强烈的体现。1921年10月，郁达夫的《沉沦》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沉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出现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哪里摇动。“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的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祖国呀祖国！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这是1921年人们的呼唤。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样的呼唤声中，于1921年7月成立了。

不管是历史还是文学，如果不回到当时的情境里，是无法真正理解那种复杂、那种痛的。读《沉沦》，我们不仅要听到郁达夫描写的主人公满怀伤痛的呼喊，也要看到展现的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作者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也就是说，此时的中国人逐渐有了一种意识：我们不仅是单个的人，而是世界上的中国人，我们要共同奋起，创造历史，创造我们的未来。这种意识是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经过28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