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古都北京的地下殿堂

从3000年前“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到1927年“京师拆卖城垣案”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考古发现，《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以独特的角度讲述北京建城的故事。

作者团队查阅140多种著作、论文，先后采访了北京文物研究所原所长齐心先生、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蒋忠义先生、琉璃河考古队两任队长田敬东和赵福生先生、曾参与定陵考古的刘精义先生、首都博物馆原副馆长王武钰先生等几十位北京考古界的大咖，希望将这些隐身于发掘现场、隐身于书斋、隐身于聚光灯之外的考古人推向前台。他们发现，与万众瞩目的考古发现相比，这些历史学家和考古人“实在是过于低调了”。

“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夏鼐先生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对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近代考古学，是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为基础的。要知道，这种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大多不是出于国家文物局或地方文物部门的科学规划，而是历经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摸索，最后在偶然的情况下，诸如工程施工、农民耕地甚至是窃贼盗墓才得以开始的。对考古发现的偶然性，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家齐东方先生在《走进死亡之海》一书中形象地写道：“不知为什么？历史迷失了你；在古老的梦里，我见到了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你。”

《北京三千年》开篇第一章，由孙文晔撰写的《西周燕都：沉睡3000年的地下城》，讲述了一连串偶然又传奇的故事。

距今4000多年前，北京地区从石器时代进入到青铜时代的夏商时期。夏商王朝统治中原时，在今北京地区和河北省北部聚居着不少北方族裔，并出现了许多方国。蓟和燕便是在商朝已经存在的两个小国。公元前11世纪初，周武王从关中出师东伐，向商朝的殷都（河南殷墟）进兵，灭商诛纣之后北上。经过历史学家耙梳《礼记·乐记》和《史记·燕召公世家》，发现史书上写道：“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武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蓟城受封之时，也是北京湾内有文字记载的建城之始。但是问题来了，蓟城在哪里？燕城又在哪里？

1945年8月，一家洋灰公司决定在琉璃河建水泥厂。该公司向中国银行贷款，银行派经理吴良才商洽相关事宜。吴良才在经过琉璃河台地时，偶然发现散落的古代陶片，他把陶片带给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的苏秉琦，苏先生立即断定这是商周的东西。1962年，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考古实习时，偶然想起17年前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此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单位，对琉璃河遗址断断续续开展过五次大规模发掘。其间曾有几次与燕城失之交臂，直到一批国宝重器相继出土得以考证，才铁证如山地把北京建城史上溯到3000年前。

对考古学来说，发现地下遗迹的偶然性只是工作中的序曲，当他们千辛万苦获取和研究这些遗迹及遗物时，要利用包括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环境科学、农学、计算机科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待到通过这些遗存解释过去人们的意识行为以及社会状况，还需要运用文献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与民俗学、人类学、宗教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因此，一项考古成果的最后展现，需有多学科通力合作，并非由少数人在短时间内便可以完成。

《北京三千年》第二至九章，由《汉代燕地：从封国到郡县》《唐幽州：墓志中的血雨腥风》《辽南京：从军事重镇到王朝陪都》《金中都：北京都城的起点》《金陵：隐藏在大山中的帝陵》《元大都：〈周礼〉中的理想都城》《明中都：北京不为人知的前世》《明定陵：隐秘的万历地宫》组成，通过一连串重大考古发现，梳理出一部北京城市发展史。

1974年因基建钻探发现的大葆台汉墓、1999年因抓捕盗贼发现的老山汉墓、获评“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乃至因基建考古勘探发现的唐幽州卢龙节度使刘济墓、金中都地下遗迹……每篇文字都记载着考古发掘的艰辛和认证的困难。大葆台汉墓从发掘至今已过去近50年，尽管有多学科专家助阵，但墓主人是谁（初期多倾向于刘旦，现在主流观点是广阳顷王刘建），至今仍有争议；老山汉墓墓主人为女性，下葬纪年为“卅四年二月辛卯”，在汉代的燕王中，只有刘建的父亲刘旦执政时间超过34年，按说刘旦墓应在附近，但至今尚未发现，所以墓主人也难以定论。

书的最后两章是《改造帝都：北京城的第一次转身》《拆卖皇城：乱局下的故都》。改造帝都的主人公是朱启钤（1872-1964），我国著名学者、实业家、爱国民主人士，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津浦路北段总办。辛亥革命后，他先后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并一度兼代国务总理。民国时期，他曾亲自主持京城的改造，拆掉天安门前千步廊；为改善北京的交通状况，打通皇城，修建府右街、南北池子和南北长街；改造前门、开放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改建新华门；筹划环城铁路、建立香厂新市区；成立中国营造学社等。

《改造帝都：北京城的第一次转身》虽非严格意义上从考古学角度讲述的北京建城故事，但近百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现代化转型的巨大挑战，也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现代化转型，既涉及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城市规划和城市风貌。

帝制时代，都城的首要功能是拱卫皇家，因此北京城被包裹在四重城垣之中，即便是在皇城和紫禁城中，各种城墙、城门也是重重叠叠，这种设计无疑都是为了保障皇室的安全。然而，现代化城市的功能早已从防御转变为集聚、交流、组织和辐射功能。沟通和汇聚，成为城市规划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古都面临的第一次现代化转型中，拆墙拓路成为无法避免的选择。

不过，作为第一个改造古都的人，朱启钤值得后人尊重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破旧立新，更在于他对传统的尊重，对古都风貌的保护，即“改变了用途，保持了风貌”。

《北京三千年：从考古发现看北京建城史》是一本值得向热爱北京、想了解北京的读者推荐的好书。也是北京日报特别报道部继《旧京图说》《纪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之后，推出的又一本有影响力且极具可读性的主题作品。他们从考古发现的视角，以3000年建城史、800年建都史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带读者寻找打开这座城市尘封记忆的钥匙。

期盼有更多读者，跟随考古学家走进古都北京的地下殿堂。

（作者为北京地理学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