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党员杜任之

杜任之，1905年5月1日生，山西万荣人，政治活动家，哲学家。

杜任之在山西上小学、中学，成绩优异。后来的求学路一波三折。他于1924年19岁时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大学预科班（相当于现在的高中），1926年以第三名考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随后加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他弃学离沪赴鄂，在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做宣传工作。七一五事变后返沪，考入新创办的半工半读国立劳动大学。当年11月，因一篇诗稿被认定是“准共产党”，遭学校开除。他随即找到在校兼课的鲁迅，反映校方迫害进步学生，此后鲁迅拒绝去该校授课。同月，他经鲁迅指点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他获山西省公费留学名额，次年初到德国，先后在柏林大学学德语，在哥廷根大学学采矿冶金，在弗莱堡大学学经济学，在法兰克福大学学哲学，假期还到法国学法语。1932年，他获哲学博士学位，导师是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法兰克福学派创始人霍克海默。

杜任之在德国参加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外围组织世界反帝大同盟的活动，曾赴荷兰参加世界反战大会。他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就是德共组织介绍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多犹太人和共产党员，希特勒上台后，研究所遭封闭，霍克海默流亡。还有杜熟识的中国学生被捕并遭驱逐。杜转赴英国并于1933年秋回到上海。是时，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他未能找到党组织。宋庆龄任名誉主席的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总部要他回山西宣传、策动抗战，后来还要他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通讯员，为共产国际搜集、提供政治情报。回山西后，他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办公室秘书（后升任参事），兼任山西大学等校教师。此后几年，他虽无党的组织关系，仍配合党的方针政策，主动、积极地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

阎锡山长期主政山西，注重建设，有些成就和心得。他著书立说，提出一套资本公有、产出私有、物产证券、按劳分配的理论，对探讨理论有些兴趣，曾与杜讨论学术。1934年春夏之交，杜提议成立“中外语文学会”，阎同意并自任名誉会长，傅作义任名誉副会长，杜任秘书主任、编译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兼学会双月刊《中外论坛》副主编。学会办刊、出书、讲学，名义上收集、译介外国各种学说的资料，为充实、完善、研究阎的理论做参考；实际上广泛联系进步学者，为他们提供传播平台，宣传抗日救亡和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着重译介马克思主义，甚至筹划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选集》。《中外论坛》发行至北平、上海等地。1934年底，阎约请张友渔、侯外庐、徐冰等共产党内外进步学者给他讲马克思主义。阎听进步学者讲了三天，说：马克思真了不起，他分析观察事物，就像有一只显微镜一样，竟然能看到人们所看不到的东西；就是阶级斗争要不得。1936年初，红军东征进入阎的地盘，加之南京政府来电称《中外论坛》宣传共产主义，阎顺势解散学会。阎有感于红军东征作战英勇，向他敬为兄长的山西省主席赵戴文询问是何道理。赵亦不解，问杜。杜解释称，红军东渡，抗日救国，深得人心，故而将士用命。阎闻之，不久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的口号。

此后几个月，阎锡山在南京政府、共产党和日本人之间游移。日本人的威胁显而易见，东征的红军回师陕北，请来救援的中央军却赖在阎的地盘不走。毛泽东致阎亲笔信，中共北方局委托老同盟会员朱蕴山亲赴太原，阎起初均不置可否。1936年8月，阎主动邀朱蕴山再赴太原面谈，初步达成协议，答应取消反共团体，取消对陕北红军封锁，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就在这个月，阎让杜等人率进步青年训练地方基层骨干，杜联络几人贴出墙报，提议组织“抗日救国同盟会”。阎闻讯派人找杜谈话，称：组织民众救国团体很好，但“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会刺激日本人，得罪蒋介石，我们不能用，不如改成“牺牲救国同盟会”。此即著名的“牺盟会”。牺盟会成立大会由杜主持，阎亲任会长，杜及多位中共党员任执行委员会常委。不久，阎邀中共党员薄一波回山西主持牺盟会，由反共防共明确转向联共抗日，共产党的活动半合法化、公开化，山西政治局面改观。据说，阎曾就联共抗日还是联日反共征求山西高层人士意见，八成以上赞成联共抗日。

在此要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做个小结。前面说过，《八一宣言》公布后，国民党内是蒋介石率先尝试与中共接触的。其实，张学良等人也是在得知蒋“通共”后才不再有顾忌的。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西安事变？根本原因在于，国共恢复接触后，蒋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加紧“围剿”，拖延谈判，毫无诚意，直到西安事变前夕才提出取消中共军队、师长以上干部解职出洋等中共不可能接受的条件。而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昭然若揭，国民党内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质疑愈加强烈。不少国民党元老不同程度地转而主张团结抗日；CC系的陈立夫提出更可行的国共合作条件；各地方实力派对蒋对外步步退让、对内步步进逼的做法更加不满，醒悟到抗日救亡才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到1936年夏秋，西北的杨虎城、东北军的张学良、华北的宋哲元、广西的李宗仁、四川的刘湘都与中共达成某种形式的联共抗日协议或谅解。山西的阎锡山是最后一个与中共达成协议的。至此，“攘外必先安内”被国民党内绝大多数有识者所摒弃，除对蒋盲从者、逢迎者外已鲜有人附和。与此同时，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广大民众自九一八事变到新生事件郁积的愤懑，在一二九运动和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中迸发为对停止内战等政治诉求的公开呐喊。蒋在同僚和民众中都已陷入孤立，却似乎浑然不觉，仍执迷不悟。1936年11月初，张学良、阎锡山一同向蒋进谏，要求停止剿共一致对外。蒋被激怒，厉声质问，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服从我；随后在公开场合声称，日本是皮肤之患，共产党是心腹之患，剿共是国家根本大计，就是打死我也不能变更；还不点名地对张、阎破口大骂，说谁主张容共谁就不是人。阎对张说，看委员长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再想想办法吧。阎还一再告诫张，蒋为人刚愎，光劝是行不通的。一个月后，张学良想出了办法，以兵谏的非常方式给予“攘外必先安内”最后一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一年间，蒋本主动，却自陷被动，也是咎由自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过程历时数年，其间，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各派势力接触谈判中，在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发展中，大多是由胡愈之、王昆仑、杜任之这样的党员不惧艰险先行准备条件、牵线搭桥、引导推动的。

全面抗战开始后，杜任之以多种公开身份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1939年中央直接批准他重新入党，1978年中组部批准他的党龄从1927年起连续计算。他在1939年出版《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被延安抗大列为参考书。抗战中后期，他受到阎锡山猜疑，险遭杀害，后经友人相助去山西大学任教授、法学院院长兼训导长。他参与筹建民盟太原秘密支部。解放战争后期，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敌军工作部长、杜的联系人王世英希望他提供解放太原所需情报，但他远离权力中枢，还被监视，已无法获取重要情报。1948年7月，他在山西大学进步师生掩护下飞赴北平，在华北学院任教授、政治系主任。

杜任之初到北平时住在弟弟杜敬之家。杜敬之早年留日学医，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断学业回国，由杜任之推荐到在山西抗战的傅作义部任军医，当时为北平惠民医院院长、傅的保健医生、傅部少将衔参议，是傅的心腹之一。傅作义的另一位心腹，傅的秘书、傅部办公室少将副主任、政工处副处长阎又文，早年是杜任之的学生、中外语文学会秘书兼《中外论坛》编辑助理，而且是杜推荐给傅作义任文书的。阎也是中共特别党员，党员身份在其去世30多年后才广为人知。傅作义部民事处少将处长周北峰，早年是中共党员，在法国留学时就与杜相识，曾是山西大学教授，与杜共同创办中外语文学会，任学会总务主任兼《中外论坛》主编，后来是傅作义的主要和谈代表之一。杜任之去看望已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的老友傅作义，坦言是因共产党嫌疑有被捕危险才从太原来北平的，问傅能否确保安全。傅表示，这里是我的势力范围，阎锡山说话不算数，就是国民党、军统想抓你，也得事先向我打招呼，安全没有问题。

有了安全栖身之地，杜开始考虑利用上述关系策动傅作义起义。他离开太原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到北平后向北平民盟负责人、清华大学教授吴晗求助，吴表示可以让地下党以民盟名义与他联系。杜随后与华北局城市工作部负责北平上层统战工作的崔月犁取得联系。杜信守地下工作纪律未向崔透露真实身份，但通过多次交谈取得崔信任，后来在策动傅作义起义过程中与崔密切配合。

1948年9月济南解放，守军吴化文起义。杜随即面见傅作义，暗示傅效法吴化文。傅看不起吴，对战局的估计尚不甚悲观，谈话难以深入。几天后，蒋介石飞抵北平部署军事，杜找来阎又文，要劝傅效法张学良，搞“北平事变”，逼蒋停战。阎说：张学良是虎子，胆大包天，傅没有这种胆量；况且北平的中央军实力更强。据说阎把杜的意思告诉傅，傅仅说杜“书生气”。两次尝试均未奏效，但这是中共第一次有人当面劝说傅作义考虑自身和北平前途问题。

杜任之劝说未果，其弟杜敬之建议另辟蹊径，请傅作义敬为恩师的刘厚同出面。刘是老同盟会员，曾领导甘肃天水反清起义，还是民初北方军界要人，几次为傅出谋划策助其在军界发迹，能与傅推心置腹，傅授予刘中将衔总参议。北平形势趋紧，傅特意把刘从天津接来，以便就近请教。杜任之拜见刘老先生，二人对时局的看法相近。刘说，地下党也曾来人，要他劝傅效法吴化文，他对来人说，傅性情刚直，是杀头将军，不是投降将军，来人默然离去。杜对刘说，投降二字不恰当，谈判和平解放不是投降。杜表示，识时务者为英雄，傅仍可不失为英雄。刘以为然，遂担负起沟通中共、劝服傅作义的重任。后来刘劝慰傅，旧的政治生命完了，可以开始新的政治生命。杜则以政治身份和老朋友关系向傅保证中共会信守协议，并应傅要求联系在北平的民盟中央常委张东荪作为第三方参加和谈。经刘多次晓以利害，加之战局演变，傅的态度逐渐明朗。一次杜拜访刘，二人谈话间，傅从内室走出，握着杜的手说“早该听从你的意见”，首次表明决心和谈。北平地下党代表崔月犁与傅作义代表周北峰的最初几次接触，就是在刘厚同、杜敬之寓所进行的。傅曾向亲信表示：准备冒三个死和谈，一是被思想不通的部下打死，二是消息泄露被蒋处死，三是被共产党按战犯处死。双方达成和平协议后，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公布协议。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让阎又文接杜任之到其宅邸，畅叙和谈经过和拜见毛泽东情形。

新中国成立后，杜任之的中共党员身份公开。1949年8月，他作为民盟北平市支部代表参加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任会议副秘书长、提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是北京市政协前身，也是全国最早举行的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后来依据《共同纲领》代行地方人大职权。杜随后调往山西，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商业厅长，兼山西大学财经学院院长。后身体欠佳，1956年调任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1958年到哲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算是弃官从文。他先是同时兼任辩证唯物主义组和历史唯物主义组组长（组即后来的研究室），后来是现代外国哲学组首任组长，还是《哲学译丛》主要创办人、首任主编。他在60年代初提出全面系统译介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的想法，是这项事业的主要开创者。

“文革”初期，杜的老领导和地下工作联系人、也是30年代中期党的白区情报和联络工作主要领导人王世英遭康生、江青诬陷，杜联络一批山西干部群众为王鸣不平，曾策划将王从隔离审查地偷运到山西加以保护。杜因此被长期关押。“文革”结束后，他最早公开提出为吴晗等冤案平反，为此受到追查。

改革开放以后，杜任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继续从事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他主持成立中国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当选首任会长。他主编《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及续集，并撰写其中多篇，相信不少80年代初的学子是从这两本书中初次知晓许多后来耳熟能详的名字的。他倡议恢复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受托负责筹备成立中国社会学会和中国政治学会，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政治学研究所，曾兼任这两个学会副会长和这两个研究所顾问。费孝通称他“使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获得新生”。

杜任之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1988年11月27日去世，享年83岁。

文人特别党员的特点，是他们作为文人在社会上或某个领域里有很高知名度，作为党员则是低调、低调、再低调，低到身为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世人却不见其影、不闻其声。有人推测，一些他们曾发挥重要作用的事件已无法还原。他们入党几十年，不论身处何种境遇都矢志不渝，当纪之，念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