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横两纵”文脉助推京津冀文化协同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3）03-0063-05

京津冀协同发展自2014年提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取得了瞩目的发展成果。在文化与旅游方面，三地以组织、管理、市场、协调一体化为目标，开展制定行动计划、工作要点等文化和旅游系列规划。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文化协同发展对于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数字转型、实现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等日益发挥重要作用。文脉是区域贯通古今的人文社会发展脉络和历史地缘文化纽带。从历史文脉上看，京津冀地区的一体化发展渊源已久，以文脉贯穿京津冀文化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协同发展，也能促进区域间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地缘优势

地理要素对早期文明演进起到了重要作用。京津冀地区位于华北平原，北为燕山山脉，区域内水系贯通，向南有大运河与江南连通。以东临渤海，以西毗邻黄土高原。该区域兼具山地、丘陵、高原、平原、盆地五种基本地形，河流海洋兼备。京津冀古时属于冀州之域。据《资治通鉴前编》记载：“冀州，冀为帝都，故为九州之首……九州豫为中，帝畿实跨冀、豫，然自唐虞都冀，天下遂指冀为中州，如楚辞谓中州为冀州是也。”古代的冀州，地域广阔，三面与黄河相邻，为九州之首，帝王都城的所在地。这里是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海洋文化交相辉映的地区。从地理环境到政治地位，在古代中国行政区划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古冀州境域下演变而来的京津冀区域在地理和文化上一脉相承，拥有悠久的历史底蕴。特别是在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长城两边的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加深，修通贯穿南北的大运河，中西交往等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京津冀区域整体性文化脉络更加显著。

京津冀北部地区重峦叠嶂，历代中原王朝都利用这一险要地势作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屏障。自东周开始已有修筑长城的历史，随后的秦、汉、辽、宋、明均修建了长城。长城也是贸易交通的重要驿站节点，长城两边民间贸易交易不绝，居民互有交往，形成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杂居的现象。实际上，长城成为见证历史上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例证。不论是春秋时期的北部的蓟—燕下都、南部的邯郸—邺城，还是唐朝范阳（北京）、成德（正定）、魏博（大名）的河朔三镇，宋辽时期的燕云十六州，都属于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缓冲地带。缓冲地带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征十分显著，对经济、文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开放政策，让长城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发挥了交流功能。元朝两都巡幸制度的建立，每年从居庸关北上，往返于上都和大都之间，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古诗《居庸关》写道：“居民动成市，庐井互联络。”描述了居住在居庸关附近的居民交流交往、交易商品的热闹景象。此外，居庸关云台券洞内有汉、八思巴、西夏、梵、藏、畏兀儿六体文字的佛经石刻，也是民族交流的印证体现。明代的互市，北方游牧民族皮毛、马匹等与农产品、手工艺品进行交易互换，根据商品种类的不同形成了马市、茶市等，而性质也分为官市与民市。随着交易规模的扩大，沿线城镇出现了坐商店铺，并随之在今天天津武清区的河西务、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等地形成了集供货、服务等功能的商埠。长城、居庸关等边防要地，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京津冀大部分地处广袤的平原地区，天然水系与人工水系为航运提供了条件。京津冀地区运河的开凿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隋唐时期京杭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交通的重要水道，成为融会区域文化、加强经济交流的重要枢纽。元代京内新修通惠河并将隋唐大运河裁弯取直，贯通全线。明代继承了元代的漕运体系，但因水源变化，水运只能到达张家湾码头，还需陆运到达京城。纵贯南北、连通四海，也是明代文人志士关心的重要国事，大明才子赵时春写道：“国朝肇基南都，定鼎北畿，聚天下之兵置之燕代，所以扼狂胡之吭，连四海之枢。”最终，明嘉靖年间，再次疏浚通惠河。此后直至清末，南北漕运保持顺畅。大运河畅通，不仅沟通了京津冀域内的水系，也促成与南方的联系更为密切。南北沟通中，运河从早期作为京城粮食运输的保障，到带动沿线的经济发展与交流交往，使得京畿地区的分工更为明确。今天的河北沧州过去为京畿地区的南端，是通往北京的重要漕运港口。航运的发展还带动了职业的发展，沧州地区出现了“镖不喊沧”“武术之乡”等特色的文化现象。河北沧州、天津市也是海盐生产基地，大运河成为南北盐运的通道。天津作为水运与海运的重要枢纽，逐渐成为漕粮运输基地、盐业中心、粮食商业中心与北方商业中心，呈现出“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罂越布满街衢”的景象。运河不仅在南北自然治理和商业发展上发挥作用，更是在维系中央政权和巩固王朝统一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京津冀地区形成了以运河为主兼具自然治理、商业发展、巩固统治在内的运河治理体系。如今的运河在京津冀地区持续发挥经济动脉、文化脉络、生态廊道的作用。2021年，京津冀三省市签订《北运河开发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内容涵盖大运河遗产保护协同、生态保护协同、文旅融合协同等，以区域协同立法推动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

京津冀区域西北部的丘陵地带，是华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也是沟通中原与北疆、连接东部与西部的纽带。史前文化时期，该片区域便是中原与辽西、中原与河套三个北方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金代行宫太子城、元朝中都均建于此地，作为连接金中都，元上都与元大都的重要枢纽，以“通达边情，布宣号令”。明宣德四年建镇边军事堡垒，并于城北两山夹一水之地开城门，张家口由此得名并成为了兼具军事要塞与茶马互市的据点。清代，随着清政府开放了俄国商人来华贸易，张库大道迎来兴盛，并一跃成为北方的陆路国际商埠。每年数以万计的商人带着茶叶、布匹等商品通过京杭大运河到通州、京城，再抵张家口，通过蒙古地区和俄国，直至欧洲腹地。张家口成为陆路运输的无水港口。近代以来，京张铁路的建成使张家口成为京津与晋蒙地区和俄国腹地贸易集散中心。铁路枢纽的开通，进一步加强了张家口陆港的作用和影响。特别是清末，天津港口的崛起，不仅促进了对外贸易，而且加强了西北地区与天津的贸易往来。西北、蒙古地区和俄国的商品经过张家口再运至天津。张家口和天津作为陆路、海路运输枢纽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对内外关口，其城市加工业、金融业、运输业得到了快速发展。洋务运动以来，天津不仅建立了面粉、纺织、化学、制革等一批近代工业企业，成为近代工业发展的中心，铁路、电报、电话、邮政等交通通信基础设施也建立完成。在移民商旅的建设下，天津迅速壮大繁荣。张家口和天津不仅是连接四海、打通内外的贸易文化中心，更是连通古代陆、海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为中西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如今的张家口入选首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综合试点，成为国家级可再生能源示范区，摘取国内外13项第一，为京津冀及其他地区提供绿色能源供给、大数据存储等产业服务。天津市以绿色发展理念，形成了高端装备、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等12条重点产业链。天津港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海上门户枢纽，天津自贸试验区成为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支点。

京津冀“一横两纵”三条文脉塑造相容相通的区域文化品格

京津冀地区在地理因素、历史发展的影响下形成了三条联动的脉络，分别是北部燕山山脉的长城民族交流文化带，促进南北沟通的大运河文化带以及近代以来北京、天津、张家口为连接的自强创新文化带。这“一横两纵”文脉谱系突出了京津冀地区包容并蓄、一脉相连、自强创新的区域文化品格。

长城民族交流文化带。长城依靠燕山、军都山等山脉，经过河北省张家口市、北京市延庆区与怀柔区，与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昌平区的内长城在九眼楼交会，再向东北延伸进入密云区，随后蜿蜒至平谷区，继续向东经天津市蓟州区北部，河北省遵化市、迁西县、卢龙县北部，至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渤海之滨为止，长期拱卫着华北平原上的京津冀地区。北京沿长城地区有汉、满、蒙古等民族杂居区；河北长城沿线分布着汉、回、满、蒙古等民族杂居区。长城是历代修建的，在历史发展中，其作为缓冲的意义大于战略防御的意义。长城的建设，为地区带来了屯田的民众，也是一个多民族交流的渠道。各民族在语言、服饰、生活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交融和趋同。比如，“弦诵早闻周礼乐，羌胡今著汉衣冠”以及“近边男女作胡歌，立马回头感慨多”的场景。清代金山岭长城外的避暑山庄为处理民族事务的专属之地，这种融合怀柔的山庄模式，更是淡化了长城的防御符号属性，汉满蒙藏等各民族建筑融合四处可见。

大运河文化带。运河的贯通促进了沿河码头、村落、商铺等建设，形成了许多名城古镇。流动的运河不仅使京津冀的联系更为紧密，同时促进了更广泛的人员流动与文化流动，推动民间信仰、口头艺术、节庆活动的传播、发展与融合。因为运河的畅通，源于南方沿海地区的护航神妈祖传入天津，并形成了我国北方独有的一种妈祖祭典天津皇会，一直流传至今，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项目之一。此外，还有杂技艺人沿大运河北上南下表演卖艺，随运河流入北京的马头调、天津的时调以及流浪艺人将北京的八角鼓带到南方等都是运河文化交融的例证。航运下的市井生活发展了京剧、河北梆子、相声、评剧、评书等艺术形式，使京津冀地区成为北方曲艺文化的中心。近代史上运河流域的大城市还出现了著名艺人活动聚集区，如北京的天桥、天津的南市等。京津冀地区共享着与漕运有关的庙会、河灯、舞龙、高跷等民俗活动。在共享诸多文化活动的同时，京津冀地区也共享了相同的社会信仰、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并对村落与社会治理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物理时空与精神信仰的紧密联系，让京津冀地区在运河中同处一势，密不可分。

京津张创新文化带。张家口与天津分属于永定河的上下游。上游洋河是张家口的母亲河，流入北京永定河后在天津汇入海河水系入海。明清以来，该流域承担着“京师屏障”的职责。作为近现代陆路运输与海路运输的集散地，张家口与天津在保障北京物资供给的同时，也发挥了较强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张家口望西北，是草原丝绸之路、陆路贸易的重要起点，也是连通北疆的重要渠道。天津环抱渤海，对外开埠，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近现代以来，两地作为陆路与海路的商贸口岸，推动了我国北方近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无论是天津作为洋务运动的基地，还是我国第一条自主修建的京张铁路，都为京津冀地区厚植了自强创新的文化传统。如今的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我国北方第一个自贸试验区，张家口成为绿色发展的冬奥之城。永定河上下游已经全线通水，按照“治理、恢复、涵养、提升”原则，推进沿岸生态环境的系统治理，形成了一条绿色生态河流廊道。京津张文化带的建设与发展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关键驱动力的诠释与印证。

在文化协同发展中赓续文脉开拓创新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京津冀协同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京津冀协同发展任务十分重要而迫切。文脉谱系贯通京津冀发展的历史古今。在“一横两纵”的文脉谱系下，京津冀应该以建立文化共识为基础，因循三条文脉的历史主线，进行整体性保护，在勾连历史的同时，面向现代、面向未来，在文化发展中延续文脉，对其进行当代阐释与当代实践，更好地促进京津冀地区的文化协同发展。

建立最广泛的区域文化认同。文化的认同是最广泛、最深入、最持久的认同。以历史文化脉络的变迁与发展为文化发展的指导，意在京津冀地区民众中建立最为广泛的文化共识与文化认同。京津冀地区在历史发展上密不可分、互为唇齿，三地在历史上共享了诸多文化传统与伦理道德认同。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看，京津冀地区共享了评剧、河北梆子、太极拳三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京津、京冀与津冀中的项目更多。应建立非遗保护协同机制，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促进文脉的活态传承，加强非遗保护共识。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文化认同的助力，让人们认识到区域协同发展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京津冀共存于同一文化生态语境之下。由此在区域分工、经济建设、民生保障、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才能更好地形成系统发展合力。

充分运用线性遗产保护理念。线性文化遗产源于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颁布的《关于文化线路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宪章》，是基于文化线路（Cultural Routes）的概念对文化遗产及其文化传统、社区参与、生态环境等在内的整体性系统保护方式。首先，运用整体性保护思维，京津冀地区与长城文化带和大运河文化带等相关联的物质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村落、特色节俗活动等应以整体性思维，进行系统性地保护与发展。其次，以历史意识、当代意识、文化意识、美学意识和跨界意识对线性文化遗产进行系统性的传承与发展。特别是关注以线性物质文化遗产串联的人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衔接在当下的生活的意义，例如对乡村振兴、生态环境涵养修复等的意义关联。再有就是加强公众参与。在文化的保护宣传中，激发公众意识，促进沿线民众参与。

加强京津张地区文化带建设。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三条文化带之一，对于北京的历史发展、文化脉络解读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分别位于永定河上游的张家口、下游的天津，共享着以创新为底色的城市品格。加强京津张地区文化带建设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向纵深拓展的重要实践，贯通京津张三地历来先行先试、创新示范、面向国际的历史传统和当代城市品格。紧抓创新的文化底色，找准京津张三地文化特色。以可再生能源延伸产业和数字智慧产业合作，着力打造优势互补的国际化产业体系。在此基础上，持续发挥永定河全线的生态涵养功能，挖掘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特色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资源。注重冬奥文化遗产的承接、转化，持久释放遗产效益。加紧打造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京津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建设，持续推动京津冀三地的交通基础相连相通、生态环境联防联治、产业发展互补互促、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促进协同下的数实融合发展。数字化发展不仅突破物理空间的界限，更好实现区域之间的数字孪生协同发展，也是京津冀地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的必然趋势。2022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基本完成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同时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推动这一系统的建设，需要建立文脉相关文化数据库，促进文化资源的数据化。在推动系统性保护发展背景下，打造数字文化体验项目，实现线上线下、在线在场、数实融合的文化新消费以及探索京津冀文化研究的实现路径，打造促进智力成果转化的共建共享平台。激发文化发展创意活力，实现文化创意聚集，促进优秀文化创意成果的转化。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2ZD0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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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丁援译，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文化线路科学委员会，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文化线路宪章[J].中国名城，2009，（5）.

（作者简介：阿比古丽•尼亚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执行研究员；周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