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梅：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2）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安全的历史演变

1.冷战时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国家安全观是传统安全观。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12月6日，毛泽东同志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随行人员有秘书陈伯达、警卫汪东兴、机要叶子龙、翻译师哲，于12月16日中午到达莫斯科。毛泽东同志到苏联的目的是什么？其一，给斯大林祝寿，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岁生日。其二，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就是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经过会谈，双方达成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共识。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志离开莫斯科回国。有的同志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么重要吗？毛泽东同志指出，用条约把中苏两国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战火很快烧到鸭绿江畔。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于25日打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正式签订。通过一次漫长出国，一份重要条约，一场正义战争，最终维护了新中国的主权与安全。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在此之前，1978年7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就启动了互派留学生的工作。1978年，美国前总统卡特回忆说，在白宫科学顾问普雷斯访问北京期间，有一天在华盛顿时间凌晨3点接到普雷斯的电话，说邓小平“问了一个我回答不了的问题，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卡特答，当然可以。普雷斯说，邓小平问能不能派5000人？卡特回答说，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对此，有人担忧，这样大规模派留学生出国是史无前例的，人派出去不回来怎么办？邓小平同志说，你先把人给派出去，不要怕跑，跑10%、20%，还有80%。1978年12月26日，52名留学生赴美。1979年2月23日，8名美国留学生抵达北京。中美关系出现缓和。1979年，中美贸易额为25亿美元；2022年，美国和中国货物贸易总额达6906亿美元。这一时期，经济安全处于重要位置。

2.进入新世纪

1999年3月，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题为《推动裁军进程 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的新安全观。他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他还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

但是，在1999年5月7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对南联盟进行轰炸，野蛮袭击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正在使馆中工作的新华社记者邵云环、《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朱颖不幸牺牲，同时炸伤数十人，使馆馆舍严重损毁。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为捍卫真相、公平和正义付出的鲜血和生命，也不会忘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犯下的这一野蛮罪行。2016年6月17日，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第一场活动就是前往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凭吊在使馆被炸事件中英勇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3位烈士。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受损，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的神圣领土。一旦发生这样的严重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需要注意的是，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第一，安全内涵外延的拓展前所未有。从安全的内涵来看，20世纪50-70年代，更加注重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20世纪80-90年代，在注重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的基础上，还注重经济安全、科技安全；进入21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注重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的基础上，还注重金融安全、信息安全、海外利益、公共卫生。从安全的外延来看，除了国内安全，安全所面临的一些问题还向地区、全球安全不断拓展。

第二，安全时空领域的拓展前所未有。极地、深海、太空、网络等“新边疆”“高边疆”问题不断显现，安全的时空边界日益模糊，出现了安全虚拟化、安全全球化、安全外空化等趋向，国与国之间从对制陆权、制海权的竞争，开始发展为对制空权、制网权、制太空权的争夺。

第三，内外安全因素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首先，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领域众多。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包括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一共提到了11种安全。此后，又增加了4个，也就是海外利益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深海安全。2020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近几年，我国又相继提出了人工智能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

第四，各种风险挑战的连锁联动前所未有。新形势下，各类风险的倒灌效应、合流效应、叠加效应、联动效应、放大效应、诱导效应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针对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我国加强立法。2014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2016年4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11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20年10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因此，讲安全，我们既要认识到各个领域存在的风险，更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