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李元春《左氏兵法》：点评《左传》兵学理念

《左传》是中国历史文学的重要典籍，其兵学理念也极具研究价值。与一般理论形态的兵书不同，作为编年体史书的《左传》保存着丰富、详实、生动的春秋战纪，能使读者直观感受形势计谋的由来，实为兵法原则的案例集。清中期关中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元春（今陕西大荔人）对此便有精准的认识，其所撰评点体《左氏兵法》分上下2卷，共辑评《左传》180场战事，收录于《青照堂丛书》。在开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孙》《吴》所言，空言也。《左氏》所言，验之于事者也”，即实证《左传》要与兵法结合研读，才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战胜以文教”：政略决定战略

《左传》对530余起春秋战事的呈现是全面深刻的，如成公十三年秦晋“麻隧之战”前，周简王大臣刘康公批评成肃公参加会盟的不恭敬态度时，提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经典命题，体现出军事与政事并驾齐驱的战略认知，高度重视善政与用兵的辩证关系，在《左传》中的表述与施行是一以贯之的，李元春对此多有点评。

《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对晋文公城濮一战“取威定霸”的原因进行了阐释：即在大臣狐偃的建议下，采取“出兵勤王”“入务利民”“作执秩以正其官”等举措，大兴“文教”、施行善政，训练军民在义、信、礼方面达到知行合一。李元春点评指出“皆圣贤之道，而用之自是霸术。然战胜以文教，亦正谭何容易”，将晋文公成就霸业归结为整顿政治、强盛国力，训练民众、赢得人心，对其“战胜以文教”原则的贯彻，给予了高度赞扬。同样的，据《左传·桓公六年》记载，楚武王欲东扩汉水，在与随国大臣少师和谈时，故意以“羸师”诱其出击，而被随国季梁识破，引发了对勤修内政以强大自身的议论，季梁奉劝随君不要轻易出战，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李元春点评道“此战胜根本”即能战的前提是行善政，修明五教、敦睦九族才是家国安稳的根本，事实也正是对内“修政”团结民众、对外“亲兄弟之国”赢得支持，才有了“楚不敢伐”的效果。

再如《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楚军将领子反战前问申叔胜负情势，申叔由“德、刑、详、义、礼、信”切入，认为楚国“内弃其民，而外绝其好”“而食话言”“疲民以逞”是典型的悖德、弃信、无义，准确地预见了楚军必败，李元春点评时再次精练地指出修明政事是“行师之本”。

“战胜易，守胜难”：用兵必要高瞻远瞩

《左传》提炼战事要领之突出堪称典范，集中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兵学深谋远虑的精髓。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楚庄王获得大胜后，否定了大臣潘党“收晋尸以为京观（即堆积敌军尸首用土封之，以示军功）”的提请，提出“止戈为武”及“武有七德（即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的经典论述，反映出用兵讲求高瞻远瞩而非局限于眼前之利的胸怀格局，李元春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揭示出用兵“战胜易，守胜难”的意蕴。

《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载了著名的“蹇叔哭师”事件，即秦穆公为眼前利益所蒙蔽，欲以“潜师”偷袭郑国，秦国上大夫蹇叔劝阻道：“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认为如此劳师千里极易暴露，是兵家大忌，根本达不到突袭目的，并预见了“崤之战”惨败于晋的结局。李元春对此评价道：“老臣（蹇叔）深见事理，可为勤远略者戒”，并引用《孙子兵法·军争》“百里而争利，则擒三将军”，“五十里而争利，则蹶上将军”，指出行千里之劳看似有利可图，实则是得不偿失。果不其然，秦军行至滑国时，便被郑国商人弦高遇到，弦高假以郑穆公名义慰劳秦军，并把即将攻打郑国的情报传递回国，秦军不得不无功而返，只能以顺道攻灭滑国弥补出兵所费。李元春对此感叹道，“偶尔之昧一念之验，便是败机”，事实也正是如此，当秦军满载从滑国劫掠的战利品归国之际，在崤山遇到了晋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没。

接着，李元春选取了秦晋“崤之战”，两相参看，颇具深意，因此役同样因晋襄公的贪利短视而起，虽然截获了秦军大量战利品、生擒了秦国三位领军将帅，但从两国关系长远来看，严重破坏了“秦晋之好”，以致两国兵连祸结、民不堪命的双输局面。

“知己知彼，须并知其情”：每战必慎始善终

《左传》对“慎战”思想多有阐发，如战前须贯彻“知己知彼”；作战过程讲求“慎始善终”，不打无把握之仗；极力避免因轻敌而致“覆军杀将”的败局。李元春对此类战例的点评，可谓把握住了“知兵谋胜”的关键。

《左传·隐公九年》北戎侵郑之役战前分析时，郑庄公指出“彼徒我车”，即北戎步兵机动性强而车兵无法制御的现实问题，公子突针对北戎“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的特点，提出以诈败诱其冒进，设置三批伏兵截击包抄的建议，结果取得大胜。李元春对公子突基于敌我情势特点认知的分析设计给予了高度肯定，进一步提出“知己知彼，须并知其情”的精要论断。再如《左传·庄公十年》齐鲁“长勺之战”，曹刿贯彻了“慎始善终”的作战原则：击鼓于齐军三鼓之后，利用了齐军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迁延时间以泄其士气；在是否追击齐军时，曹刿慎重地“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在看到齐军车辙旌旗混乱后，才下令出击，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可能的伏击。李元春对此役精要之处进行了细致梳理，对曹刿所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提出“合阵者须知”；对“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点评道“逐北者须知”；对“视其辙乱，望其旗糜，故逐之”，夹注道“师退以此觇之”，认为这都是战场指挥要格外注意的基本原则。

反例也有不少，如僖公二十二年鲁邾“升陉之战”，鲁国轻视邾军“不设备而御之”，鲁大夫臧文仲对此提出“国无小，不可易也。无备，虽众不可恃也”，认为小小的毒虫都会带来危害，更何况是前来攻伐的国家，鲁君不听而致兵败，其本人丢盔弃甲，被狠狠羞辱了一番。李元春对臧文仲“临事而惧”给予了高度评价，总结出“轻敌必败”的深刻教训。

“诡道”：兵家的权变与任势

《孙子兵法·计篇》明确点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论断，并进一步提出了“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这些在《左传》所言兵事中均可找到印证，李元春选取其中代表性的战例，作了简明精深的点评。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了秦晋联手讨伐鄀国的情况，此时鄀国国都商密有楚军协助防御，秦军首先是故意绕道丹江，在析地用自己的士兵伪装成敌方俘虏，并扮演楚军统帅斗克、屈御寇，特意在商密城下自导自演了一场秦楚结盟的戏剧，鄀军误以为被协助守城的楚军出卖，加上秦军已兵临城下，随即便投降了。李元春认为此役以假借己方士兵伪装成俘虏，达到了惊扰震慑敌军的目的，又以假装与“楚军”达成城下之盟，进一步击破鄀国守军的心态，最终迫使其不战而降，对这两次诡诈手段的运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指出是兵家“诡道”的典型手法。

《左传·庄公十年》所描绘的齐宋联军与鲁军之间的“乘丘之战”，也是根据战场形势作出权变的典型。鲁国公子偃在看出宋军容不整的情况后，提出先集中兵力击败宋军、齐军则会不战而退的战法，事先未得到鲁庄公允许，公子偃依然坚持出兵，以“虎皮蒙马”对宋军发起猛烈冲击，而后鲁庄公见局势有利，便指挥大军一起进攻，取得了大胜，结果正如公子偃所料，齐军不战自退。此战，李元春敏锐地观察到“虎皮蒙马”是开创性的战术，此法在后来晋楚“城濮之战”中，被晋军将领胥臣效仿取得了相同的效果；对此，进一步总结指出“用兵往往饰为神奇，所以助己之威，即以夺人之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