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毛泽东一生对调查研究极其重视，认为“民主革命阶段，要进行调查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还是要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重大命题，把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途径，并身体力行地在各个时期广泛地开展调查研究，铸就了一个个调查研究与解决问题的光辉典范，战胜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类问题。

通过调查研究分清敌友

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得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其经济地位各不同，其生活状况各不同，因而影响其对革命的态度也各不同。寻找到了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同盟军的问题。为了解决怎样对待农民运动是“糟得很”和“好得很”的问题，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回到湖南，对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进行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根据调查研究的情况，他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这次调查研究搞清楚农民问题的八个方面：农民问题的严重性；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糟得很”和“好得很”；所谓“过分”的问题；所谓“痞子运动”；革命先锋；十四件大事；通过调查研究分析说明农民问题对于决定中国革命全局的问题，阐述了农民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通过调查研究开辟革命道路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当有人对红色政权能否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表示怀疑时，毛泽东通过大量的调查分析，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文章。随即，他还写了《寻乌调查》《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基于这些深入细致的调查，他提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现在中国革命形势是跟着国内买办豪绅阶级和国际资产阶级的继续的分裂和战争，而继续地向前发展的……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得出结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这个重要思想的跃然而出，分析了中国革命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农村包围城市和武装夺取政权，对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建设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为解决“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课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两次重要的调查研究。195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起来之后，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新任务。在问题出现时，毛泽东一如既往地选择了作调查研究，第一次大规模调查研究就这样开始了。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听取了国务院三十四个部门和国家计委的汇报，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成果。《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这次调查研究为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到了显著作用。

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没有经验，也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第二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也随即开始。1961年1月，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强调：“今年搞个实事求是年，当然不是讲我们过去根本一点也不实事求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希望今年这一年，一九六一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调查，要在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1961年1月，毛泽东又进行了实地调研。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讲话中，他明确指出：“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之后，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在此调研基础上，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了《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等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具体政策，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江西省景德镇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