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应该怎么学（2）

延安时期，党对纪律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1938年，“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命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一系列党纪党规方面的制度。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党的纪律问题，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强调了“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成为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首要原则，也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

1941年延安整风，从实践层面把纪律建设推向高潮，格外强调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群众纪律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观念，如“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提供了制度保障。

党的七大再一次强调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内纪律建设以及“四个服从”、党员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并悉数纳入党章，成为党的纪律建设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所以从党史与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讲，党的七大是毛泽东思想，或者说我们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党的七大党章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总纲，进一步发展了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与实践。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们的根据地纪律严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内战。党再次深刻认识到纪律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随着我们占领大城市、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进入相对繁华、现代的大都市后怎么办，成为新的问题，也确实给我们提出了许多要求。最初，我们在这方面的重视不够，后来就汲取了教训，特别是解放沈阳、天津时反复严明纪律。我们总结了解放沈阳、天津等大城市的经验，在解放北平时也越来越成熟。为了严明纪律，我们延迟了解放上海的时间，在一线进行整训，目的就是保证进城后不损害各种建筑，乃至外国使馆和企业主、资本家的利益和财产。解放军执行城市政策执行得非常好，露宿街头、不进民房、保护外侨，很快赢得了广泛的欢迎与爱戴。

毛泽东同志为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发表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精炼概括了加强纪律性和革命胜利的关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的转移问题，即从农村到城市、从武装斗争到恢复生产。我们党清醒认识到了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提出“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警惕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并为党执政后进一步严明纪律提前敲醒警钟。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三个务必”，是对“两个务必”的继承与发展。

1949年6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表明了我们党执政后的态度，至今仍十分具有现实意义。同时，他深刻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也就是说党的建设，是我们战胜敌人三大武器之一。今天来看，这句话越来越正确，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关键工作之一就是把党建设好。所以，《论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毛泽东同志把“有纪律的党”放在首位，足见其对纪律的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经历了“三反”“五反”。党的八大再次指出，“没有纪律，党决不能领导国家和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解释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确立了五种纪律处分体系，对于加强纪律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十二大党章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作出补充，为后来的历次党章修改提供了基本框架，成为党章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党的十四大党章首次强调“从严治党、反对腐败”，首提党员必须“同腐败斗争”的义务；党的十六大党章首次写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