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男：以严明纪律锻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3）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关于纪律的重要观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思想精粹，以其理念的深刻性和合乎现实性对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为重要的理论渊源和“营养”成分。

孟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一句关于“规矩”的经典名句，“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一经典名句道出了“讲规矩”“守原则”对于个人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对于统治阶级治理好国家、维护好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引用“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强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对于党的纪律和规矩必须遵照执行；引用“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强调党的纪律和规矩的重要性。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建章立制方面的具体创新举措深度契合了“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的思想要义，彰显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对思想精华的赓续传承。

二、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的发展历程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建设

定决议，阐释纪律强党思想。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指出“要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成功一个党，不是学会，成功一个能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大的群众党，不是少数人空想的革命团体，我们的组织与训练必须是很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了两个重大的律：（一）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从词义上来讲，“律”这个词不仅有具体含义，即指具体的纪律律令条文；还有抽象的含义，即指约束、律己的精神。

制党章，明确民主集中制原则。1927年6月，党的五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同时，还首次将严守纪律提到党员义务层面，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

发文件，郑重宣示反贪反腐。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旗帜鲜明地指出，在革命高涨之时，许多投机腐败的坏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果容许这些坏分子留在我们党内，党必定“陷于腐化”，“不但不能执行党的工作，且将为群众所厌弃”。因此，只有坚决洗清这些不良分子，“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

突重点，提出党的政治纪律。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时，党员数量已经发展到近5.8万名。队伍的迅速扩大，给党的纪律建设带来了新挑战，提出了新要求。党的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指出：“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不应将党的纪律在日常生活中机械地应用。”同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专门关于政治纪律的文件，其中强调：“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具的最低条件。”

立机构，明文规定纪检职能。党的五大首次决定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将“监察委员会”单独列为一章，并对其设置目的等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第一，完善党的纪律条文，以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在军事纪律内容不断完善方面，比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军事纪律的主要内容。1927年，毛泽东同志率领工农革命军向井冈山进发的过程中，提出了“三大纪律”。1928年攻打遂川时，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之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逐步发展成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战争时期，由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行多年，其内容各地各军略有出入，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起草发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并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在财经纪律的建立和完善方面，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1932年，财政部统一财政工作，建立了预算、会计、国库、审计等财政制度。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在财经纪律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倾注了很多心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要求发扬艰苦作风，厉行节约，并特别规定了暂停建筑、减少办公经费、油印刊物须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不得互相请客等。

在宣传纪律的制定和丰富方面，1941年2月和5月，党中央分别颁布的《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是延安时期关于党内规范宣传教育方面的主要规定，强调了正确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纪律要求，确保全党上下步调一致。

第二，严格执行纪律，坚持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举个例子。1937年10月，时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学员刘茜求婚不成，在延河畔枪杀了她。这件事情影响非常大，有人认为可以让黄克功戴罪杀敌，将功赎罪。但最后，党中央还是决定对他处以死刑。因为，我们的党和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指战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另外，针对处分刘力功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刘力功是一个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1938年入党，先在抗大学习，后去中央党校培训，毕业后不服从组织安排。党组织曾7次找他谈话，但仍拒绝执行党组织让他去基层工作的决定。为此，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并向全党公布。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专门撰写了《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围绕这个问题，延安各机关、学校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大讨论，极大提高了党员、干部、学生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第三，重视纪律教育，夯实自觉遵守党纪的基础。1946年7月，针对有部队在收复和解放大中城市时发生破坏纪律之事，毛泽东同志强调：“任何部队，在每一次行动前，必须进行一次公开的全体的纪律教育，并以按照当前具体情况应当注意的具体事项，在不泄露机密的条件下，明确地告诉一切指战员，方能于行动时使一切指战员遵守政治纪律，给人民以良好影响。”毛泽东同志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为延安整风运动学习的主要文件之一。1948年4月，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干部学习该书的第二章，并亲自批示“请同志们看此书的第二章，使同志们懂得必须消灭现在存在于我们工作中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1944年，毛泽东同志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他在“进京赶考”前提出的“两个务必”告诫，也是纪律教育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