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为官：以持重镇俗为己任

冯道（882—954年），字可道，号长乐老，瀛州景城（今河北省沧州市）人，出身于耕读之家，年轻时品行淳厚，勤奋好学，善写文章，安于清贫。冯道于唐昭宗天祐年间在割据势力、桀燕政权建立者刘守光手下出仕为幽州掾。一生历经六朝（唐、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辽），《资治通鉴》中说：“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十一帝”（五朝，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八姓，后唐庄宗、明宗、潞王各为一姓，石晋、耶律、刘汉、后周太祖、世宗各为一姓。十一帝分别是后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后晋高祖、出帝，后汉高祖、隐帝，后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冯道历经的这段时期听起来头绪繁多，其实满打满算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朝（含辽）仅六年余，每帝仅三年余，最长的后唐明宗和后晋高祖也只有八年。在这个急剧动荡的乱世，割据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冯道“历任四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坛“不倒翁”。冯道是一位颇具专业精神的职业宰执，有人因此戏称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职业经理人。纵观冯道为官，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恪尽职守，敢于进谏

冯道的为官履历丰富，且绝非尸位素餐之辈。作为重臣，冯道并没有放弃职责，初入仕途向刘守光进谏就险遭不测。唐末投刘守光作参军，“道常以利害箴之，守光怒，置于狱中，寻为人所救免”。败后投河东监军张承业当巡官。张承业重视他的“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推荐给晋王李克用，任河东节度掌书记。后唐庄宗时任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得到庄宗的高度信任，“文翰甚繁，一以委之”。庄宗与重臣郭崇韬发生冲突，冯道犯言直谏，避免了重大的危机，“人始重其胆量”，时人对冯道刮目相看。明宗时出任宰相，明宗认为他“朕素谙委，甚好宰相”。冯道为政兢兢业业，“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镇之”。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冯道是一位能够移风易俗的合格甚至优秀的宰相。后晋高祖、出帝时冯道均连任宰相，后晋高祖石敬瑭对他极其信任，“事无巨细，悉以归之”，“当时宠遇，无与为比”。后周太祖“甚重之，每进对不以名呼”。后周世宗征北汉前，冯道极力劝阻，激怒了后周世宗，因而不让他随军，令他监修后周太祖陵墓。当时冯道已患病，葬礼完成后就去世了，被后周世宗追封为瀛王。

劝谏有道，注重民生

有了犯言直谏犯险的经历之后，冯道的进谏更注意方式方法了。比如在劝谏后唐明宗要居安思危、爱惜民力的时候，冯道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娓娓道来，说自己在险峻陡峭的山路行走的时候格外小心谨慎，结果到了平坦的路上却因为疏于防范，差一点马失前蹄。冯道说：“臣所陈虽小，可以喻大。陛下勿以清晏丰熟，便纵逸乐，兢兢业业，臣之望也。”冯道用浅显的例子劝谏明宗要居安思危，因为劝谏有道，这番进谏深得明宗的认同。遇到丰收年景，后唐明宗问百姓是否因此过上了好日子，冯道却趁机谏言：“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并诵聂夷中《伤田家》云：“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由于冯道引经据典情真意切，明宗深受感染，录以自讽。后唐明宗为什么能听得进冯道的进谏？正如他所言：“道之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

据《洛阳搢绅旧闻记》记载，后汉高祖时，上党二十余人因私自贩卖、盗用牛皮被判死刑，判官张璨请求赦免百姓，不料惹怒了高祖，也被以“非毁诏敕”定为死罪。冯道挺身而出，劝说高祖不该禁民间买卖牛皮；张璨为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又主动请罪，以自己“当辅弼之任，使此敕枉害人性命”而未能早奏，“罪当诛”。终于使高祖赦免了百姓，张璨也仅受到停职的处分。可见，冯道不仅如史书所称“发言简正，善于裨益，非常人所能及也”，而且敢于触龙鳞，决非依违取容之辈。

辽入主中原的时候，辽太宗耶律德光问冯道如何拯救天下百姓，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用自己的机智诙谐委婉劝说辽主停止掠夺屠杀，善待中原百姓，“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辽撤兵后，冯道又利用自己的声望调解汉军和契丹留守之间的矛盾，“率同列，四出安抚，因事从宜，各安其所”，随后“为众择诸将之勤宿者”“军民由是帖然，道首有力焉”。然而很多人据此抨击冯道，有人骂冯道是“奴才的奴才”，并认为“冯道心目中根本不存在中国外国的区别”。有学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国家大分裂的时代，存在多元的、并行的政权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应该具有大中华的历史观，破除狭隘的汉族中心主义。不能认为汉人建立的政权就是正统，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就是异端，就是“外国”；也不能认为在中原地区建立的政权就是正统，在边裔地区建立的政权就是异端，就是“外国”。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大变乱的时代往往也是民族大融合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夷夏大防”文化观念是有局限性的。

后周时，泰宁节度使慕容彦超据兖州叛乱，后周太祖郭威率军平叛，“帝欲悉诛兖州将吏”，翰林学士窦仪见冯道、范质，与之共白帝曰：“彼皆胁从耳。”乃赦之。当时冯道是宰相，他利用在中枢的有利地位，保护了兖州一大批将吏的性命。

恭谨自律，尽力而为

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易守，“达”则贪欲易长，这是人性使然。冯道为官恭谨自律，从不越权行事，恪守为官清廉节俭的底线，《新五代史》评价其“能自刻苦为俭约”，《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年，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平生甚廉俭”。这个评价体现出冯道的为官之道。

冯道“名动殊俗”，在邻国契丹（辽）亦享有盛名。契丹“素闻道名”，直欲“掠而取之”；他出使契丹，辽主甚至打算亲自郊迎，因其臣下劝阻“天子无迎宰相之礼”才罢了。冯道不辱使命，安然出使契丹回来之后，后晋高祖石敬瑭对其极其推崇，特意废除枢密使，行政大权集中于中书省，委政于他。然而冯道并不贪权，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上表“请依旧置枢密使”，“庶分其权”。《资治通鉴》还记载说石敬瑭曾经想让冯道参与用兵方略，冯道却回答说：“征伐大事，在圣心独断。臣书生，惟知谨守历代成规而已。”

帝王让其染指军权他拒绝，下属拥戴同样拒绝。在辽主北撤时，恒州汉兵起义，驱逐契丹守将麻答，“众推道为节度使。道曰：‘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乱世权臣的结局大多很悲惨，毕竟能人背后有能人，五代十国时期郭崇韬、安重诲、杨邠、史弘肇、王章、王峻、王殷等权柄太重的臣子屡遭杀身之祸，就是因为这些人不知谦抑退让，终招君主猜忌而亡。冯道在乱世能活到寿终正寝，且历代君主对其信任长盛不衰，就在于他恭谨自律的政治品格。绝不染指军权是冯道为官的不二法门，也是他在乱世安身立命的根本。

研究《资治通鉴》的大家胡三省尽管看不惯冯道“以依阿免祸”，但也承认冯道的人格魅力，指出他的安身立命之道就在于“持身谨静，有以动其敬心耳”。

冯道恪守文臣的本分，对文化传承和世风文风都有影响。“以持重镇俗为己任”便是对其文化建设成就的肯定。冯道重视人才培养，大力提拔有才能的“孤寒之士”。他的论政文章“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他的文风“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漓之态”。尤为可贵的是，身当乱世之时，冯道以当时“诸经舛缪”，委托学官田敏等将西京郑覃刊刻的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作出了贡献。《全唐文》中载有唐明宗《授冯道崔协中书侍郎制》，称赞冯道：“温恭为君子之儒，悫厚有大臣之体”，“为善不伐，有能不矜”。《全唐文》还载有后晋高祖《授冯道门下侍郎平章事制》，说冯道是“礼天苍璧，镇国元龟”，“方诸才业，良（张良）、平（陈平）有可差其肩”。这个评价就太高了。

耐人寻味的是，冯道对自己一生政绩评价并不高，《旧五代史·冯道传》记载说他自评“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他一生的最大遗憾是未能辅佐国君“致一统、定八方”，愧对所任官职。因此，冯道提出死后不立神道碑、不请谥号、不以珠玉含口、以时服入敛、以竹席或草席裹尸、选荒地安葬、不以活物祭奠等薄葬要求。《青箱杂记》记载有冯道题为《偶作》的诗，全篇云：“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一个人能够严格自律，不为恶，出淤泥而不染，已经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应该无愧于明宗“性纯正”“真士大夫也”的评价。

（作者系河北省委党校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河北省委统战理论研究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