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性抗日运动对促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作用——从“一家人抗战”到全民族抗战

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然而，“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是经过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6年才最终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东北人民最早经受日军铁蹄蹂躏的苦难，也最早奋起反抗，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从东北到全国，从平民到军人，从家庭到社团，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众志成城。本文试从“一家人抗战”的视角，分析群众性抗日运动对促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作用。

“一家人抗战”指的是，1932年2月，吉林省敦化县沙河沿镇东南台子首富戴万龄，在他年逾六旬之时，毅然决然舍弃几代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挣得的万贯家财，带领全家男女老幼四代57口人、全族200余人，参加国民抗日救国军，奔赴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戴家投身抗战共计牺牲50多人。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周保中将军曾对戴家举家抗战的英雄壮举和在作战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多次著文给予高度评价。戴万龄“一家人抗战”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被挖掘、被发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关注它，不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需要，更彰显了戴家举家抗战在形成全民族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宣言指出：“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领导群众（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依靠“群众斗争的力量”和“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实际上揭示了走全民族抗战的道路。但是，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先进分子不断引领的过程。尽管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但许多有识之士毅然冲破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创造了一系列民间抗战的形式，如1932年2月8日原东北军第27旅第676团第3营营长王德林创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

“戴家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组建、转型和发展壮大的

在中国国民救国军中活跃着一支被称为“戴家军”的第5营。这支部队就是以戴万龄家族为基础组建的，由戴万龄任营长，直接指挥。实践证明，这支特殊的队伍熟悉战场环境、熟悉指战员秉性特长，在科学安排作战任务、实施战场救护以及后勤保障、补充兵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5营起初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但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通过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东满农民斗争纲领》《士兵运动决议》。会后，中共东满特委就委派胡泽民、孟泾清、刘静安、贺剑平等10余名共产党员到王德林的部队参与鼓动和组织起义。救国军成立后，与王德林私谊较好的共产党员李延禄也被派往王德林部工作，担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中共汪清县委还派遣李光组织以党团员、革命农民为骨干的别动队参加救国军。在救国军中，许多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孟泾清、刘静安分别担任救国军总部正副参议长，李成林、贺剑平担任救国军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稍后，留苏归来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也加入救国军，担任前方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这些党员干部的加入，使救国军进步力量大增。戴万龄的第5营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锻炼。

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日军严重不安，于是派重兵向驻守在黑龙江省东宁的救国军总部发动猛烈进攻。救国军孤立无援，陷入敌人重围。在救国军生死存亡之际，王德林决定，一部分部队随他退入苏联境内，一部分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战。临行前，王德林邀请戴万龄一起去苏联，被戴万龄拒绝了。生死关头想的不是个人和小团体安危，而是抗战大业，反映了戴万龄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

此后，戴万龄率领第5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出重围。1933年10月，他们找到了救国军的大部队，与吴义成部在东宁县老黑山会合。不久，救国军进行改编，编为东北义勇军。第5营编入由周保中任军长的柴世荣旅。从此，戴万龄率领第5营在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中奋勇杀敌，屡建战功，到1936年2月，他们最终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戴家走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员戴克政。他是戴万龄的第六子。

“戴家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抗战长达7年，彰显“前方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全民族抗战须从基层开始

从1932年2月戴万龄率领全族男女老少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参加第一次攻打敦化战斗，到1938年8月戴克政牺牲，戴家仅剩几名老弱妇孺在组织安排下被保护起来。坚持抗战长达7年，“戴家军”这种组织体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构筑全民族抗战的牢固根基。

——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激励戴氏全族以第5营为平台前仆后继，英勇抗战。在戴万龄心中，“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安享太平的家。”戴万龄一家是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成为敦化城东首富的背景下投身抗日的。对他这一举动很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家好不容易过上富足生活，这一抗日，今后可就难说了。你就不怕失去这一切吗？戴万龄解释道：“我不抗日，这些东西迟早落入日寇之手；我若抗日，这些东西还在中国人手中！”正是这种国家大于小家的民族情感，使戴万龄牢固树立为了救亡、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不怕牺牲个人一切乃至生命的思想。

——既是战友又是兄弟姐妹、乡里乡亲的特殊亲情，是这支革命武装的鲜明特征。这使戴万龄的第5营官兵更懂得团结的力量。他们在战斗中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形成战胜敌人的合力；当危险来临时，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戴万龄的6个儿子都是这样牺牲的。如1935年，他的第二子戴克俭在东宁县境的一次作战中，率一连人马为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

——这支特殊的革命武装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为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质兵员和丰厚的战争物资。王德林在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之前，就有感于戴万龄敦化首富的优势，而专程率领部队拜访戴万龄。曾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的李延禄在《过去的年代》一书中回忆说：“戴家全户将近百十口人，都住在村当中，院落很大，四周有炮台，还养着一二百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戴家的佃户。”“我却没想到，他手下炮手的武器，有连珠枪、‘大抬杆’、三八式，还有一部分竟是一色的二十响捷克式匣枪。在当时，东北军里这样的匣枪还是少有的稀罕武器。”家大业大、财富充盈、武器装备先进，特别是强烈的爱国心，使救国军的将领们对发展戴万龄加入十分看好。戴万龄加入救国军后，变卖了家产作为军饷。他带来的这批先进武器成为武器装备落后的救国军的大杀器。而戴万龄村里的青壮年“猎户”就成为当年兵员补充的主要对象。戴万龄的姑爷、年仅十几岁的孙子孙女都加入到抗日的洪流中。与兵员问题相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医的问题更加紧迫。为此，军部任命戴万龄为某团副团长，专司后勤供给工作，戴万龄最终牺牲在筹款途中。

“一家人抗战”的成功实践，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华优秀儿女投身抗战，为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贡献了力量

戴万龄深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投身抗战。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华北。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战争，但在本质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1937年7月12日，伪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起义。这支起义队伍被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警卫旅。为了加强党对这支部队的领导，周保中军长将戴克政从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调到第三师第九团工作。戴克政调任九团二连连长后，工作十分出色。周保中回忆这个过程时说：“李文彬同志所领导之五军三师，系宁安森林警察大队反正后编成，带有若干传统旧军队习气，虽然革命化进度甚速，但确非有经历者难于执行领导，克政同志因能恪尽职守，1937年冬于宝清调任九团二连任连长，颇得官兵同情与拥护。”

戴家坚持抗战7年之久，在当地产生了巨大影响。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工农大众，沿着“戴家军”的道路，从一家一户到整村整屯，从一工厂、一商店到全行业投身抗战。越来越多工农大众投身抗战，在推动全民族抗战形成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7年也是党的全民族抗战方针形成时期。1932年4月，即“戴家军”加入救国军2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主力红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精神，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工作方针、主要对象、依靠力量和策略原则，表明中国的抗战不是局部抗战，而是全面抗战；不是国民党主张的单纯政府抗战，而是全民族一切力量都投身于抗战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戴万龄一家人坚持了7年的抗战，为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沃土。

（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科研规划部原副主任、一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