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动与因应：佛教传入对中国哲学的影响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哲学便已有数百年历史了。佛教之所以能输入中国，玄学是一大诱因。从中国哲学史来看，玄学的关注点，不再是治天下之类的实学，而是精神现象学之类的虚学。玄学家们提出了各种本体论，但很大程度上只能解释物质现象，却不能解释精神现象，也没有找到安顿精神的办法。饮酒、清谈、索隐行怪，只能获得一时的欢愉，终究不是长久之计。

佛教进入中国，不是靠武力打进来的，而是中国人主动请进来的。先哲讲哲学侧重于政治哲学，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普通民众的精神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传统的玄学无法给出良方，便促成了佛教的出场。佛教是讲给众生听的，不管上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都可以成为受众。很多民众把佛教当作一种精神鸦片，使眼前的苦难暂时得以缓解，使心灵得到安慰。他们或许听不懂佛教讲的深奥道理，却可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佛教虽然是一种宗教，却反映了一种人生哲学，从生老病死讲起。佛教不讲政治哲学，摆脱了名教话语的束缚，面向所有人。

佛教与其他宗教相比，有较强的哲学情结。佛教作为异质文化输入中国以后，给中国哲学带来四个挑战性问题。

第一，世界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中国传统哲学秉持一元世界观，认为真实的世界只有一个可见的物质世界。佛教秉持二元世界观，认为世界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叫作此岸，另一个叫作彼岸。可见的此岸虚假不真，不可见的彼岸才是真实的存在。佛教所说的此岸，是物质世界的代名词；而彼岸则是精神世界的代名词。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哲学家们往往更关注现实的政治生活而非抽象的精神生活。输入佛教以后，中国哲学的视域扩大了。先哲借鉴佛教重视精神生活的长处，创造出中国式的精神生活方式。采用这种精神生活方式，大家不再以“圣王”为目标，转以“圣人”为追求。所谓圣人，不一定是治国有本事的人，而一定是精神境界高尚的人。佛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把精神世界摆在第一位，否认物质世界，使中国哲学家重新开始注重论证物质世界的真实性，从而促进了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佛教传入中国后，发展出了汉传佛教的主要宗派，如，华严宗就力图缩短此岸与彼岸，其所强调的“一”，就是此岸和彼岸的总和，认为倘若离开此岸，也无所谓彼岸，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禅宗强调佛在心中，也把子虚乌有的彼岸取消了，主张用生活实践取代宗教修行。他们又回到天人合一的中国立场。

第二，到底怎样看待人性？中国传统哲学颂赞人性善，认为理想的人性本善，人们以人性善为价值共识，推动社会群体的形成。如果人性非善，社会群体如何能组织起来？先哲不否认现实人性有善有恶，但强调必须以善为衡量尺度，不能以恶为衡量尺度。所谓恶就是善的缺失；而善与恶无关。孟子的性善理论提出后，没有遇到真正的论敌。虽然有学者认为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但荀子认为现实人格有恶有善，从不否认圣人至善，并不是孟子的论敌。直到佛教输入后，“性善论”的真正论敌才得以出现。中国传统哲学给人性投了赞成票，佛教却给人性投了反对票。佛教认为人生是苦，在此岸做人没有任何价值，不如到彼岸去成佛。

第三，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中国传统哲学同佛教都把世界理解为变化过程，分歧在于这个过程有没有规律可循？佛教否认有规律可循，声言“诸行无常”；老子承认“知常曰明”，荀子强调“天行有常”，看法刚好相反。如果否认规律的客观性，势必导致虚无主义；只有承认规律的客观性，才能把世界当成认识对象。为了在理论上驳倒佛教的“无常”论，先哲必须致力于本体论研究，对世界的规律性作出本体论证明。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就是要证明世界有“常”，得出的结论是“太虚即气，则无无”，可见佛教所说的虚无彼岸并不存在。二程提出天理本体论，证明有“常”。他们认为天理本体指的就是“常”，既可以解释物质现象，也可以解释精神现象。他们借鉴佛教的理论思维成果，讲出儒家式的价值本体论学说。

第四，内在超越是否可能？佛教精神生活方式主张外在超越说，把人性之外的佛祖当作成佛的助力者。他们认为人生只有负面价值，必须借助佛祖的点拨才能实现精神超越，到达彼岸佛国。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人性善，自然要在人性中寻找精神超越的根据，走内在超越的路。可是如果不驳倒外在超越说，内在超越的路也打不通。宋明理学正是针对佛教的外在超越说，发明了内在超越理论。程朱侧重于超越性，把天理视为精神寄托之所，但不排除内在性；陆王侧重于内在性，也认同天理观念，不排除超越性，内在超越理论是他们的共识。如果没有佛教讲究外在超越在先，宋明理学怎能讲出内在超越在后？

对于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呼唤出新的哲学形态即宋明理学思潮。佛教是中国哲学跳出政治哲学、讲出人生哲学不可缺少的桥梁。佛教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学问，对世界总体作出一种独特的解释。输入佛教对于中国哲学发展来说，是一种必要的补充。它拓展了中国哲学家的理论视野，丰富了中国哲学的思想资源。

（作者：宋志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