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雅复古：元代诗人虞集对乐府诗的认识

顾嗣立在《寒厅诗话》中评价元代延祐、天历年间诗风说：“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宋”（王夫之等《清诗话》）。顾嗣立认为，元代延祐、天历年间，诗坛风气逐渐转向宗唐崇雅，而引领这一风气转变的则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徯斯四位诗人，或又称虞集、揭徯斯、马祖常、宋本四位诗人。并称的四位诗人虽有出入，但虞集均豁然在列且雄踞首位，可见其在元代中期诗坛影响之大。

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祖籍陵州仁寿（今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生于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定居抚州崇仁（今江西省抚州市崇仁县），宋宰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少受家学，早年师从名儒吴澄。大德元年（1297）至京师，大德六年（1302）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历任国子助教、国子博士等。延祐元年（1314）改太常博士，四年（1317）迁集贤殿修撰，五年（1318）除授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泰定四年（1327），拜翰林直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至顺元年（1330）拜奎章阁侍书学士，三年(1332)兼翰林侍讲学士。至正八年(1348)去世，享年七十七岁，谥号“文靖”。有诗文集《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道园遗稿》《翰林珠玉》等存世，今人王颋汇聚其集中诗文为一编，名曰《虞集全集》，又收集外诗文二百余篇为“外集”，附于《虞集全集》之后。该书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完备的虞集诗文集。

虞集论诗推崇风雅正声，如其在《飞龙亭诗集序》中说：“古之言诗者，自其民庶深感于先王之泽，而有所发焉，则谓之风。其公卿、大夫，朝廷、宗庙、宾客、军旅、学校、稼穑、田猎、宴享，更唱叠和，以鸣太平之盛，则谓之雅……诗者，文之最深，而风雅者，又诗之盛者也。”（《虞集全集》）虞集认为，风诗反映了百姓的生活、情感和社会现象，表达了对先王德政的怀念；雅诗则主要反映上层社会的生活和政治活动，具有庄重、典雅和歌颂太平的特点。因此，在他看来，风诗和雅诗才是最好的诗。

虞集推崇风雅正声的诗学思想也体现在他对乐府诗的认识上。其《跋陈君章所藏观志能新乐府引》《易南甫诗序》《国子监后圃赏梨花乐府序》《新编古乐府序》等文集中反映了他对乐府诗的认识。虞集论乐府主张将其源头上溯至《诗经》《楚辞》，他在《跋陈君章所藏观志能新乐府引》和《易南甫诗序》中都曾表达过这种观点。前文云：“吾闻诗三百篇，皆被弦歌，雅、颂出于大夫君子，国风犹先王流泽之遗者也。楚辞之作，忠而能怨。秦、汉之间，莫或见焉，皆可歌者。及汉中盛，乐府始立。爰及曹魏，辞益悲壮。自是而降，风流靡焉。”（《虞集全集》）后文云：“诗三百篇之后，楚辞出焉。西都之言赋者盛矣，自魏以降，作者代出，制作之体愈变而愈新。因唐之诗赋有声律对偶之巧，推其前而别之曰古赋。诗有乐歌，可以被之乐府。其后也，转为新声。”（《虞集全集》）虞集认为，虽然汉代方才复建乐府机构，但乐府诗所继承的精神传统却可以上溯至《诗经》《楚辞》。尽管将《诗经》《楚辞》视为乐府诗源头的观点并非虞集首倡，宋人周紫芝《古今诸家乐府序》就已将乐府诗的源头追溯至《诗经》，但虞集的观点却较之周紫芝更为具体，他从乐府诗的音乐性和功能性两个角度梳理了二者之间的关联。他指出，从音乐性的角度看，乐府诗与《诗经》《楚辞》“皆被弦歌”，可以合乐演唱；从功能性的角度看，乐府诗与《诗经》《楚辞》都“忠而能怨”，可用于政治教化。显然，虞集将乐府诗的源头上溯至《诗经》《楚辞》并非简单的考镜源流，而是从精神传统上追寻乐府诗的滥觞。

在将乐府诗的源头上溯至《诗经》《楚辞》的基础上，虞集强调乐府诗要以大雅为典范，追求中和之美。他在《跋陈君章所藏观志能新乐府引》中说：“乐府者，上下进退协和，音调婉转委曲，极其流丽以为工，长于情者之能事。志气刚直者，无流连光景之意，无忧怨呻吟之和。其为辞也，豪宕放旷则有之，愤疾感伤则有之，良非乐府之所尚矣……然则作而成之，非有礼、义由乎其中，性情达乎其外，孰能返大雅之盛乎？”（《虞集全集》）在虞集看来，乐府诗具有上下进退协和，音调婉转委曲，歌辞流畅华美，长于抒情的特质。应避免过于刚直，也不能流连光景、忧怨呻吟，而是要保持其艺术的和谐与平衡。他批评后世乐府诗或豪宕放旷，或愤疾感伤，失去了中正平和之美，不符合乐府诗本身的审美追求。在他看来，理想的乐府诗应该做到“礼、义由乎其中，性情达乎其外”，这样才能重返大雅之盛。

虞集的这种乐府观，与元代的雅乐复古背景息息相关。元代建国之初，就不乏有识之士倡导并践行雅乐复古，元世祖朝著名经学家和音乐家熊朋来堪称代表。《元史·熊朋来传》载：“朝廷遣治书侍御史王构铨外选于江西，于是参政徐琰、李世安，列荐朋来为闽海提举儒学官，使者报闻，而朝廷以东南儒学之士唯福建、庐陵最盛，特起朋来连为两郡教授。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调律吕，协歌诗，以兴雅乐，制器定辞，必则古式，学者化焉。”（《元史》）如果说熊朋来在担任福建、庐陵两郡教授时按照古式制作乐器和歌辞复兴雅乐是作为地方官员个人行为的话，那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命各路府宣圣庙置雅乐并择擅长古乐的乐师教授生徒，以供春秋祭祀的政令，则是朝廷主张雅乐复古的直接反映（《元史》卷六八）。可见，雅乐复古是元代从朝廷到个人的普遍共识。虞集自然也不例外，他在《国子监后圃赏梨花乐府序》中说：“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乐成。时雨适至，我司业先生乐雅乐之复古，顾甘泽之及时，于是乎赋喜雨之诗，推本归功于成均之和……今吾师友僚佐乃得以讲诵之暇，从容咏歌，庶几乎乐而不淫者，亦成均之义也。”（《虞集全集》）。从序文看，虞集也对雅乐复古持肯定赞赏态度。

不唯如此，虞集还在参与纂修大型政书过程中将雅乐复古理念融入其中。至顺元年(1330)，元文宗诏命已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与平章事赵世延等人纂修《经世大典》，其中“礼乐类”论“乐”云：“乐也者，声文之著者也。国家乐歌雄伟宏大，足以见兴王之盛焉。郊社、宗庙、孔子之庙、先农之坛用古乐，朝会燕飨用燕乐，于是古今之音各备。”（赵世延、虞集等撰，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经世大典辑校》）以上这些都表明，虞集的乐府观深受当时雅乐复古背景的影响，是对元代朝廷雅乐复古活动的积极响应。

综上所述，虞集认为乐府诗从精神传统上可上溯至《诗经》《楚辞》，并从音乐性和功能性两个角度在二者之间建立了事实与逻辑联系。他同时主张乐府诗要以大雅为典范，追求中和之美，反对过于刚直或感伤的情感表达。这些都体现了他崇雅复古的乐府观，他的这种乐府观，与元代雅乐复古的大背景正相契合，是当时复古派乐府观的典型代表。

（作者：郭丽，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