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村战斗：新四军以军事斗争赢得政治主动

1940年6月28日，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李明扬、李长江部，在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挑唆下，向在江都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发动进攻。陈毅等人一面呼吁“二李”停止进攻，一面令苏皖支队迅即驰援反击，迫使“二李”在兵败城危和我军争取下保持中立，孤立打击了韩德勤等国民党顽固派。郭村战斗，正确处理了敌友我关系，取得了军事与政治的双重胜利，为打开苏北敌后抗战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前政治背景复杂

苏北地区是控制日军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新四军同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南京日军总部和汪伪政府；向北、西发展，可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直通华北、中原。因此，苏北地区成为各方必争之地。

从国民党方面看，韩德勤成为苏北地区反共的排头兵，频频制造摩擦。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调集5个师、1个旅，连同地方保安团约18个团兵力，企图切断皖南、苏南新四军联系，造成围歼皖南、威逼苏南新四军态势；接着强令江北新四军南调，阴谋没有得逞后又要把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其目的就是把新四军从苏北赶走或消灭掉。

从新四军方面看，向苏北发展是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明确的方针。中共中央1938年5月4日就作出指示，“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940年4月5日指示，“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中原局经过讨论，明确了苏北地区是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把发展苏北上升到关系新四军对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全局位置。坚持和发展苏北抗日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首先要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1940年5月8日，陈毅向中共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

5月17日，驻扬州、泰兴的日伪军1000余人“扫荡”新四军挺进纵队驻地江都吴家桥地区。挺进纵队激战一昼夜，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后移往郭村休整。李明扬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台儿庄战役，时任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所部下辖11个纵队，是苏北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明扬同意将自己的地盘郭村借给新四军挺进纵队暂时驻扎。新四军在郭村招兵征粮，宣传抗日，这样一来就与“二李”（李明扬、李长江）发生了矛盾。

以军事胜利赢取政治主动

李明扬虽然不愿做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但他迫于副总指挥李长江及几个纵队司令的压力，加上韩德勤威胁挑唆，便同意由李长江全权指挥部队，以“侵占”其防地为借口，向挺进纵队下最后通牒，限3天退出郭村，并调动13个团兵力向郭村进逼。此时挺进纵队面临政治、军事上的急迫态势：一方面，兵力单薄，如作战不利将失去交通枢纽，严重影响新四军主力北上；另一方面，即使打败“二李”，但若处置失当，“二李”倒向韩德勤后造成反共大联合，对新四军在苏北发展也很不利。

6月28日，“二李”部队开始向郭村进攻，并对挺进纵队形成四面包围、十路进攻态势。挺进纵队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支援下，利用“二李”部队各路互不配合的弱点，逐次杀伤其最突出的一路，稳定了郭村阵地。同时苏皖支队日夜兼程100余公里，当夜进入郭村分担防务。30日夜，挺进纵队第一团两个营突然出击，在宜陵消灭“二李”部队1个营和1个团部。此时，李明扬部第2纵队第5支队第4大队、第3纵队第8支队（实际上都是我党领导的部队），在新四军接应下立即起义，进一步改变了战场形势。新四军反守为攻，对“二李”部队实行内外夹击，歼其3个团，迫使其全线溃退，取得军事上的胜利。

陈毅认为，要打开苏北局面，非把韩德勤打败不可；要打败韩德勤，就必须争取“二李”中立。他决定乘胜打下塘头，控制交通要点，解决部队给养；又在泰州城唾手可得的态势下适可而止，收兵于泰州城郊的碾米场，并派代表去见李明扬。陈毅同李明扬通电话，再次表明为了团结抗战，愿意重修旧好，并全部释放俘虏，归还部分枪支，将郭村等地全部让出；如果将来韩德勤不以民族利益为重而发起进攻时，希望他们保持中立。李明扬全部答应。这一仗，在政治上取得了争取“二李”中立、孤立韩德勤的预期效果。

“和”“打”结合，斗而不破

当时苏北地区由韩德勤指挥的总兵力共有16万人，但派系繁多、矛盾重重。李明扬是同盟会会员，深受韩德勤排挤，政治态度与韩德勤也有差异；希望借助新四军抗战声威，抵制韩德勤压迫与兼并。陈毅、粟裕等人认为，“二李”与韩德勤的矛盾，虽有其自身利害关系，但也包含坚持抗战与破坏抗战的矛盾，如果“二李”等地方实力派能中立，就便于新四军同韩德勤作最后较量。从实际出发，新四军决定实行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郭村战斗发生前，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对于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这进一步使新四军明确了斗争策略。

争夺“二李”是从韩德勤手里夺取苏北抗日领导权的重要环节。陈毅了解到李明扬部第二纵队司令颜秀五是苏北人，就派新四军里的同乡与他联络，并经颜秀五与“二李”取得直接联系。陈毅先后3次到泰州和“二李”见面，表达新四军团结抗战诚意，并特地从战利品中挑选了30支三八式步枪送给颜秀五，选了一匹好马送给李长江，并向李明扬赠送了指挥刀。“二李”还集合队伍请陈毅训话，对新四军到苏北抗日表示理解。这些扎实细致的统一战线工作，为郭村战斗的政治争取奠定了基础。

当陈毅等人积极争取“二李”时，韩德勤利用“二李”对国民党顽固派压力的畏惧和对新四军挺进纵队在江北发展的疑惧心理，又打又拉，表示要与他们“捐弃前嫌，重修旧好，共同反共”，使“二李”动摇。郭村战斗发生时，挺进纵队一面紧急应战，一面派代表到泰州同“二李”谈和，李明扬却以开会为由离开泰州，李长江则扣留了挺进纵队代表。这些都反映了“二李”在抗日反韩立场上的摇摆性。郭村战斗取得军事胜利后，陈毅认为郭村过于狭小，将来势必还会发生摩擦，而打到泰州又会逼“二李”倒向韩德勤，应该采取打拉结合的斗争策略。事实证明，军事胜利基础上的政治争取，以战术上的退让换取政治上的主动，使“二李”答应严守中立，解决了要么继续摩擦、要么倒向韩德勤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