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周年之际（3）

三、实践之维：文化适应与技术创新——生态文明作为新的生存智慧

任何伟大的思想，其价值不仅在于批判的深刻，更在于建构的可信与路径的可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非书斋里的乌托邦幻想，而是一套指导人类进行新一轮大规模“文化适应”的实践智慧体系。人类学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核心机制，它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一场自觉的、全面的文化转型过程，它要求将生态理性作为核心原则，内化并渗透到从物质生产到精神价值、从制度设计到日常行为的每一个层面。在这一宏大实践中，对全球各地“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发掘与复兴显得尤为重要。

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便是典范。哈尼族人基于对山地生态系统的深刻理解，创造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位一体的垂直景观结构：山顶的森林作为“绿色水库”涵养水源，山腰的村寨是居住和社区中心，而下方的梯田则通过极其复杂的沟渠系统获得精准灌溉。这种模式不仅生产了粮食，更是一个维护区域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微气候调节的生态系统工程，历经千年而不衰。

另外，一场涉及全球的生产与消费模式的深刻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其核心是从工业文明的“线性经济”模式（采取资源－制造产品－废弃）转向仿效生态系统“无废”循环的“循环经济”。这绝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革新，尽管技术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数据，截至2024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达18.89亿千瓦，同比增长25%，占总发电装机容量的56%。这一规模较2023年底的14亿千瓦净增4.89亿千瓦，增速远超全球平均水平。这样的转型速度为全球能源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更深层次的是制度与文化的变革。它要求建立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易于拆解、维修和回收的生态设计；它需要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习惯，支持二手市场、产品共享和服务化转型，从而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物质伦理”，即珍视资源，视废物为“错放的资源”，追求简约、优质、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最深层次、最困难的实践，莫过于生态价值观的内化与社会文化认同的重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持续开展‘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系列活动，广泛动员园区、企业、社区、学校、家庭和个人积极行动起来，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氛围”。这需要一个长期、系统性的社会教化过程。它要求将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国民教育体系，从儿童早期教育开始，培养其对自然的敬畏、热爱与理解。它需要通过文学、电影、美术、音乐等一切文化艺术形式，讲述生态故事，传播生态美学，批判反生态的行为，颂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它还需要通过媒体宣传和社会表彰，树立像塞罕坝林场建设者、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等先进群体这样的生态文明道德标杆，激励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这种文化层面的实践，其最终目标是为社会创造一种新的“文化脚本”或“主导性叙事”。在这个新叙事中，人生的成功、幸福与意义，不仅仅由财富的多寡、消费的水平来定义，还与个人的环保实践、对社区的贡献、生活的简约与充实以及精神世界的丰盈紧密相连。它试图将生态友好型的生活方式塑造为一种新的、更具吸引力、更令人自豪的文化认同。这种文化转向的人类学意义在于，它使文化恢复了其作为人类物种适应特定环境、谋求长期可持续繁荣的智慧本真功能，而非沦为刺激无限消费、加速生态崩溃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