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辉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写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周年之际（4）

四、全球治理之维：迈向“生态人类命运共同体”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工业化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生态危机的全球性、无边界性，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价值必然要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体现在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之中。

现行的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主体的国际治理架构，在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海洋塑料污染等跨国界挑战时，常常陷入“公地悲剧”的困境，表现为行动迟缓、承诺乏力、执行不力。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各国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仍被狭隘的、短期的国家利益（这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在国际层面的延伸，可称为“国家中心主义”）所主导，缺乏一种真正的、基于物种生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人类要合作应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此展现了其宏大的全球伦理价值与前瞻性：从生态学的角度看，人类是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整体，共同栖息于地球这艘“太空飞船”上，共享着唯一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任何国家或地区发生的严重生态破坏，其影响最终都会通过复杂的生态链和气候系统波及全球，无人能够幸免。这种“类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构建任何有效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心理与道德基础，要求所有国家、民族和文明都能超越一时一地的利益博弈，从人类物种永续发展的长远视角和整体视角来看待生态问题，将生态安全视为最高级别的共同安全。

这也正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的深刻人类学依据。该原则一方面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承认了人类作为整体对地球生态系统负有不可推卸的共同责任；另一方面则基于人类学对全球社会文化多样性、历史进程复杂性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平衡性的尊重，正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历史累积排放、当前发展需求、技术能力和财政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体现了追求全球生态正义的务实精神。它要求历史上对当前生态问题负主要责任且能力更强的发达国家，承担起率先大幅减排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义务，这本身就是一种基于生命共同体伦理的团结互助，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全球层面的具体实践。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一项重大的全球发展合作实践，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球落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绿色发展合作”。推动共建“绿色丝绸之路”，意味着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能合作、金融投资等项目中，高标准地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与共建国家分享中国的绿色技术、环境标准和治理经验。例如，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建设的卡洛特水电站项目，在规划、设计和施工的各个环节都充分考虑了环境影响，采取了严格的环保措施，为当地提供了清洁电力，减少了碳排放，并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合作的典范。这种合作模式，截然不同于历史上某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产业和垃圾的“生态殖民主义”做法，它体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全球范围内走向绿色发展、共享生态文明红利的承诺与担当。这正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政治宣言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具体体现，其深远的人类学意义在于，它试图探索和构建一种新型的、平等的、互利共赢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以替代旧的、不可持续的、带有剥削性质的掠夺式发展模式，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全人类的共同生态安全与繁荣提供了宝贵的中国方案。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类学价值是根本性的、颠覆性的，它完成了一场静悄悄的人类学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远不止于环境保护，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终极走向和人的存在本质的重新定义。

它通过批判性地重审历史，揭示了工业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人性假设的虚妄与危害，并重新发现了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等古老智慧的时代价值；通过对现实异化状态的深刻诊断，提出了以“生态人”范式为核心的全面疗愈方案，旨在恢复人的关系性、有限性和创造性，为现代人走出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困境指明了方向；通过倡导一场全方位的文化适应与社会实践创新，将生态智慧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血脉之中，证明了生态文明并非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正在发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现实；通过奠基全球生态治理的伦理共识，为分裂的世界提供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价值公约数，展现了中国作为负责任文明古国的天下情怀与历史担当。

作者 | 徐辉冠

责编 | 王瑱

校对 | 赵苇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