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奋精神中汲取文化力量

今年是邹韬奋同志诞辰130周年。邹韬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伟大的爱国者，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毛泽东同志以“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韬奋精神进行了概括。韬奋精神蕴含着对人民立场的忠实践行、对公共责任的勇敢担当、对新闻理想的执着坚守、与黑恶势力的不屈斗争，映射出其穿越时空的力量。

邹韬奋以其毕生心血，用犀利之笔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抗日救亡呐喊，在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今天，深入挖掘韬奋精神这座富矿，汲取其中的廉洁文化养分，对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弘扬践行清正廉洁价值观、涵养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人为本：涵养“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初心

韬奋精神的灵魂与精髓，在于其以人为本、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立场。邹韬奋时刻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视读者为挚友与生命线，将“竭诚为读者服务”作为毕生宗旨。无论是《生活》周刊还是其后创办的其他报刊，均饱含着他对人民大众、对普通读者的深沉的爱。

邹韬奋穷其一生都在为筹办一份真正的“人民的报纸”而奔走，一生总共创办并直接主持过“五刊一报一书店”。在办报实践中，他始终关注革命形势的动态、劳苦大众的悲欢、知识青年的迷茫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挣扎。1932年，在感到《生活》周刊不能满足抗日救亡革命形势需要后，他便着手创办《生活日报》，并表示：“言论要完全做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做人民的耳目”“我希望《生活日报》成为真正‘人民的报纸’”。1937年1月，他在国民党看守所中写道：“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这种大众立场，展现了其在新闻出版实践上的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同时，邹韬奋具有为大众“服务之彻底精神”。为更好服务读者，他在《生活》周刊设立“读者信箱”栏目。大到关于社会公正、求学就业、家庭生活，小至交友之道、婚姻恋爱、个人情绪等，来信内容种类繁多，邹韬奋都视如珍宝。面对读者求助，他奔走呼吁；面对读者困惑，他耐心解答；面对读者疾苦，他感同身受。他每天要用整个半天来看信，针对来信具体困惑，不厌其烦进行认真作答并给出解决建议。邹韬奋说道：“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甜酸苦辣，打成一片。”这种立场和精神，彰显了其以读者之忧为忧、以读者之乐为乐的赤子之心。

责任为魂：淬炼“铁肩担道义”的风骨

“责任”二字，是贯穿韬奋精神的一条准则。邹韬奋深知报刊作为社会公器所肩负的千钧重担，因此他坚持公器公用，不断发表公论，做民众的喉舌，不断启迪民智、促进革命、推动进步。韬奋精神展现的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人民利益的深切关怀，对民族救亡与人民解放事业的抱负和执着，对革命文化事业的担忧担当。

邹韬奋身上的责任感与民族危机密不可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民族危亡的紧急形势，邹韬奋积极投身革命运动。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公开阐明自己抗日救国的政治立场。1931年9月，在“九一八”事变后出版的第一期周刊上，他愤慨地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为此，邹韬奋不仅一口气写出《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四篇“小言论”对日本的企图进行批判揭露，同时还针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表《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等评论文章号召民众积极抗日。他表示：“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应战，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故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邹韬奋以笔为枪，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社会进步而大声疾呼。这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铮铮铁骨，体现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义。

奉献为核：追求“捧着一颗心来”的境界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韬奋精神的生动写照。邹韬奋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自己钟爱的新闻出版事业。他在编校工作中格外敬业，在生活中安贫乐道、艰苦朴素，常年超负荷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仍然鼓励同仁继续为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奋斗。

在编校质量上，邹韬奋始终坚持一丝不苟。他说：“我的工作当然偏重于编辑和著述方面。我不愿有一字或一句为我所不懂的，或为我所觉得不称心的，就随便付排。校样也完全由我一人看，看校样时的聚精会神，就和在写作的时候一样，因为我的目的要使它没有一个错字；一个错字都没有，在实际上也许做不到，但是我总是要以此为鹄的，至少能使它的错字极少。每期校样要看三次。有的时候，简直不仅是校，竟是重新修正了一下。”正如此，邹韬奋对工作倾注了全部热情与精力，常常通宵达旦审阅稿件、撰写评论，以致积劳成疾。即使在病榻之上，他仍心系刊物、牵挂读者。邹韬奋对于报社管理也十分严格，他严拒各方馈赠，哪怕是为报刊生存所急需的商业广告，也以内容真实、不损害读者利益为准则。同时，尽管他创办的报刊发行量巨大，影响广泛，但他个人生活始终清贫简朴。他将报刊的大部分收入用于事业发展、改善职工待遇和资助进步革命文化事业，自己则甘守清贫。这种超越物质享受、追求精神富足的境界，彰显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价值底蕴。

斗争为剑：铸造“敢善斗争”的锐器

邹韬奋一生坚持与反动派势力作不屈斗争，从不妥协。他坚守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视真实为报刊的生命线。面对强权压力与利益诱惑，始终坚持报道真相、发表公论，不为任何政治派别或商业集团所左右，对人民大众负责，对国家民族负责。这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正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坚持原则的深刻体现。

邹韬奋十分珍视报刊作为社会公器的神圣意义，坚定不移反对将其私有化、工具化。他即使牺牲经济利益，也会断然拒绝任何试图收买报刊言论的行为。因为他深知，公器一旦沾上私利，便会失去公信力，进而丧失生命力。这种将公共利益置于最高地位的公器观念，生动揭示了廉洁文化的关键要素——公共权力一定要为公共福祉服务，绝不允许以权谋私或公权私用。邹韬奋的《生活》周刊和《大众生活》以及生活书店，一直坚持为抗日救国发表主张。对此，国民党高度警觉，并不断向他施加压力。1932年1月，国民党将军胡宗南拜访邹韬奋，以讨论《生活》周刊的社会主张为由头，要求邹韬奋改变立场，拥护国民党。他据理力争，严词拒绝：“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于暴日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邹韬奋绝不妥协的态度触怒了国民党，因此《生活》周刊随后受到国民党的种种打压和限制。再后来，邹韬奋又多次拒绝国民党特务、上海滩青帮等的威逼利诱和政治收买，而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终在报刊和书店事业受到国民党的无理查封后，愤而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离开重庆，以表示对国民党的坚决抗议，保持了爱国爱民、追求民主进步的知识分子气节。

韬奋精神蕴含的力量，能够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能。其人民立场、责任担当、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品质，同廉洁文化建设精神同质。新征程上，我们应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深入挖掘和大力弘扬韬奋精神中蕴含的文化价值，让韬奋精神在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发挥新的作用，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注入力量。

（作者分别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