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两个结合”视域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学理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1]“两个结合”是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党坚持理论创新的科学方法。

2025年7月出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以下简称《文选》）中，《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重要篇目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两个结合”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基于“两个结合”的学理阐释，有助于我们整体把握《文选》所揭示的这一理念的理论根基、文化内涵与实践路径，为高质量谋划实施“十五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一、理论根基：融通基本原理，夯实和谐共生的学理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指明了方向”[2]。“两个结合”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之间辩证关系、新陈代谢断裂以及和解路径的科学论断，是我们准确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生成的根本所在。

坚持辩证统一，阐释人与自然的共生逻辑。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哲学建构，是在批判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基础上形成的。黑格尔将自然视为精神自我发展过程中的外化，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3]，强调自然的客观优先性；扬弃其唯心主义辩证法，将根基从“精神”移到“物质”“实践”，将自然视为人类通过实践活动与之相互作用的现实世界。费尔巴哈把自然看作感性直观的对象，将人理解为抽象的、孤立的人。马克思克服其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直观性，将自然理解为人类活动的对象；批判其对现实的人理解的抽象性，历史地、实践地揭示人与自然相互塑造的辩证关系，为在“两个结合”视域下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成提供哲学基础。

剖析资本逻辑，解构人与自然的对立根源。马克思揭示人与自然关系对立的批判路径，是以异化劳动为起点，逐步深入资本逻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人的类本质相分离，劳动成为异己力量。异化不仅使人丧失创造力，更切断人与自然的本质联系。自然从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沦为被支配的客体，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趋于瓦解。基于上述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资本逻辑是不断再生产这种异化关系的根源。资本逻辑的核心是利润最大化，其手段是将自然商品化并使之成为“资源池”与“排污场”。只有超越资本逻辑，才能消除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为在“两个结合”视域下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生成提供现实基础。

突出实践地位，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解图式。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两个和解”的理论旨归，是通过引入实践概念创立唯物史观实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指人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马克思批判传统理论中关于片面强调感性直观、过度突出精神作用的观点，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现实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中建立的；从实践出发将历史理解为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结果和矛盾运动，通过实践解释一切自然社会现象和观念形态，并以革命性的实践改造世界。面对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唯有在实践中扬弃私有制，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能实现“两个和解”，为在“两个结合”视域下理解人与自然和谐理念的生成提供实践指导。

二、文化意蕴：推动古今交融，创新生态文化的智慧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4]。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诞生于农业文明，但都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与智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二者在回答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相互契合、有机结合的产物，是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在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体现。

筑牢“天人合一”根基，树立和谐共生宇宙观。“天人合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儒家通过“仁”的推己及人实现天人贯通，道家通过“道”的顺应自然达成天人和谐，禅宗通过“悟”来破除执念使心灵与宇宙真理相融。儒释道三家虽理解各有侧重，但其相同之处是均承认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倡导和谐共生的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强调在实践基础上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与“天人合一”思想基于体悟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高度契合。在宇宙观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汲取“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并经由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现代生态科学的深刻锻造，实现从朴素宇宙图景到科学宇宙观的范式跃升，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深层的文化根基。

提炼“道法自然”智慧，把握生态治理方法论。“道法自然”源自老子的哲学思想，强调万物皆须遵循自然法则，如“不违农时”“用之有节”“厉禁而守”等均是这一思想方法论的重要体现。马克思主义通过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刻揭示人与自然新陈代谢断裂的原因，而“道法自然”的古老智慧，则为当代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实践指引。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从批判到建构的完整方法论体系。在方法论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汲取“道法自然”尊重自然的合理内核，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农业文明被动适应模式的超越，如将遵循规律的朴素辩证思维，转化为以生态保护红线为标志的刚性要求；将强调自然系统的整体思维，转化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的系统治理方略；将倡导节制的伦理自觉，转化为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等。

升华“仁民爱物”境界，恪守生命协同价值观。“仁民爱物”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本义为对人亲善仁爱，进而推及到爱护万物，体现儒家以仁爱为核心，将道德关怀从人际扩展至自然的生态伦理观。马克思主义通过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解”，最终服务于“人与人的和解”，凸显对人类整体利益的关怀，这与“仁民爱物”将仁爱由人推及万物的理念相一致，体现了对生命共同体的尊重。在价值观层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既强调“仁民”的价值导向，坚持人民至上，将生态保护视为为民惠民利民之举，回应人民对优美环境的期盼；又弘扬“爱物”的生态伦理，坚持可持续发展，倡导取予有节，避免资源枯竭，推动传统生态智慧向现代转化。

三、实践路径：探索中国道路，引领绿色发展的前进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5]“第一个结合”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根基；“第二个结合”推进和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成为其鲜明特点之一。“两个结合”为新时代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一条超越西方模式的中国道路。

在实践模式上，批判与超越西方主客对立的现代化模式。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被视为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参照。随着全球生态危机的爆发，人们对西方模式产生质疑。问题根源是近代西方在认识论上将主客体视为彼此分离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自然中心主义强调生态系统利益至上，二者均将人与自然置于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在实践中产生分歧。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植根于“第一个结合”并得益于“第二个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从认识论上超越西方二元对立思维，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与“天人合一”传统智慧相结合，既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又恪守自然规律，在实践中通过落实“双碳”目标等重大举措，将人类活动置于生态阈值之内。

在实践主张上，反思与扬弃生态马克思主义乌托邦倾向。生态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性上具有重要价值，但其本质仍囿于西方资本主义立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渐行渐远，实践主张如以生态理性替代经济理性、缺乏可行的革命路径等，使之难以摆脱乌托邦色彩，无法为现实困境提供解决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是党扎根“第一个结合”、深耕“第二个结合”构建起的主客体相统一的新生态观，扬弃生态马克思主义表现出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新发展理念统筹生态与经济关系，通过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超越工具理性支配，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路径，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国家发展中长期规划的各领域全过程。

在实践创新上，探索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6]，深刻揭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鲜明的生态特质。一方面，在“两个结合”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立足国情、融通古今，超越西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路径，走出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的新道路。另一方面，以根植于“两个结合”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为行动指南，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确立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辩证把握生态与文明、经济、民生以及新旧发展范式四对关系，通过坚持党的领导、系统治理、法治保障、全民行动与全球合作五大举措，构建起指导中长期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体系。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研究”（24KS24）；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专项课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马克思主义比较研究”（24ZXA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家林，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6]《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页。

[4][5]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