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丽娜：从天边到身边的商业航天（3）

第二个不能等——老百姓的“星辰红利”不能晚。

建设航天强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单纯依靠“国家队”的力量，已难以完全满足新时代航天事业多元化、规模化、商业化的发展需求。商业航天凭借其机制灵活、市场敏感、创新活跃的独特优势，正成为国家航天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战略性补充。鼓励和支持民营商业航天企业发展，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打通航天技术造福于民的“最后一公里”，让航天科技发展的成果更快、更直接地转化为人民群众能够切身感受到的“星辰红利”。

这种“星辰红利”的实现，其根本前提在于航天活动经济性的提升。商业航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其生存发展的核心逻辑在于通过持续的技术与管理创新，不断突破成本约束。无论是旨在实现“像飞机一样航班化运营”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技术，还是一箭多星技术，其根本驱动力都源于对性价比的追求。商业航天的参与下，航天活动成本下降的幅度是颠覆性的。《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白皮书（2025）》统计表明，2021年将一公斤有效载荷送入太空的成本约为12万，2024年新一代商业火箭报价，则降至每公斤5万元人民币，成本下降60%以上。这一“成本断崖”并非简单的数字变化，它标志着太空应用的大门向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打开。从经济学“技术扩散”理论看，基础性服务成本的每一次显著降低，都会引发下游应用生态的指数级繁荣。具体而言，发射成本的每一分降低，都将沿着产业链向下传导，最终体现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卫星宽带资费、高精度导航服务费、遥感数据使用费等支出的切实减少。当遍布天际的“中国造”卫星网络能够提供更廉价、更稳定的通信服务、当精准的灾害预警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就是航天强国建设为我们带来的，触手可及实实在在的“星辰红利”。因此，推动商业航天发展，加速“星辰红利”的释放，不仅是驱动产业创新的经济命题，更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航天成果普惠于民的社会命题。这份关乎民生福祉的红利，一天也不能晚。

第三个不能等——全人类的“太空富矿”不能丢。

商业航天是引领人类开启太空经济新时代的“金钥匙”。它所撬动的，是一个远超地球表面资源承载极限的未来发展空间。当前，全球正迎来太空经济爆发的前夜，任何在这一战略领域的迟疑或落后，都可能导致在未来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处于被动。因此，抢占太空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确保中华民族在这场关乎种族命运的“未来生存空间”争夺中不缺席，是我们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

这片“太空富矿”的开发，正从多个维度同步展开。首先，在通信领域，“卫星通信+智能终端”的融合，正开辟出商业航天当前最大的一片蓝海。卫星直连手机技术，能够以较低成本彻底解决全球偏远地区、广阔海域与空域的通信覆盖问题，为这些“信息孤岛”送去不可或缺的“生命信号”。从市场角度看，卫星直连手机技术的市场空间高达数千亿美元。其次，太空探测与在轨开发技术，正在为我们打开一个前所未有的资源宝库。科学界共识认为，月球表面蕴藏着丰富的氦-3同位素，这是一种极为高效、清洁的核聚变燃料，据估算其储量足以支撑地球社会万年级别的能源需求。同时，众多近地小行星上富含的铂、金、稀土等战略金属，其经济价值据评估甚至超过了全球年度经济总量的规模。对于这些“太空富矿”的探索与利用权，将直接决定未来国家发展的资源命脉。再者，以可回收火箭技术为基础的常态化亚轨道飞行，正在将太空旅行从极少数人的冒险变为可商业化运营的产业，预示着一个涵盖太空旅游、快速洲际货运、微重力实验等在内的、规模达数百亿美元的新兴市场即将诞生。更为关键的是，航天产业本身就是尖端技术的集大成者，其产业链条极长、辐射范围极广。商业航天的蓬勃发展，通过对新材料、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精密光学等上下游产业的强劲拉动，必将激发出巨大的“产业乘数效应”，其创造的经济收益、就业岗位和技术溢出，将远超航天活动本身的价值，成为推动整个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与创新能力跃迁的催化剂。

以上这三个“不能等”，从国家安全、民生福祉、未来发展三个方面回答了“为什么要加快发展商业航天”的命题。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目标：在数字文明时代，我们必须筑牢自主可控的“数字长城”，确保国家主权与安全不受制于人；在航天强国的建设征程中，我们必须建立市场化的创新机制，让技术进步的红利真正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星辰红利”；在人类迈向太空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必须抢占先机，在宇宙“大航海”中拥有主动权。因此，当我们今天支持商业航天时，我们所托举的，早已不仅仅是火箭卫星的钢铁之躯。而是整个民族在浩瀚星辰中开拓生存空间、永续发展的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