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永栋 王梓妃：政党引领与三次分配协同——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智慧（3）

（三）价值引领：意识形态塑造、共识凝聚与矛盾仲裁

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党的价值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它通过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凝聚社会共识，为不可避免的利益与价值冲突提供最终仲裁框架，从而为三次分配的协同奠定思想和道德基础。

党通过持续的意识形态创新与宣传教育，塑造关于共同富裕的社会共识。在其实践路径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新发展理念”等，为共同富裕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和价值观引领。通过强大的宣传教育体系，包括党校系统、新闻媒体、国民教育等，这些理念被广泛传播和内化，逐渐形成社会主流价值。这使得追求共同富裕不仅是政策目标，也成为一种社会期待和道德评判标准，为政府实施再分配政策、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个人参与公益慈善提供了合法渠道与舆论环境。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内需潜力，培育更雄厚的人力资本，从而为效率的提升提供稳固的社会基础。这一价值重构，为协调不同分配领域的优先次序提供了根本遵循。

市场经济天然追求效率，政府主导的公平追求可能抑制经济活力，而社会领域的责任伦理又难以自发形成制度性力量。面对这三重悖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引领展现出了独特的政治智慧与治理创新，为破解这一全球性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党中央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并出台反垄断、规范资本无序发展、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一系列重大决策。这实质上是运用政治权威，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发展重心与分配原则进行“政治界定”，动态调整市场自由与社会保护、资本活力与民生福祉之间的边界。这种仲裁能力，是“元治理者”确保治理系统不陷入僵局或失控的关键。并且，党通过制度化的价值嵌入机制，将理念转化为切实的治理效能，旨在从道德呼吁升华为具体的制度安排，通过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将价值要求转化为可考核的政策指标。在具体治理中，这一机制确保各级决策者在制定区域发展政策、设计税收制度、规划社会保障时，必须进行价值校准，将“是否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从而使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治理工具与政策产出。

尤为重要的是，党通过价值引领重构了财富的社会合法性基础，为激活第三次分配提供了持续动力。在此框架下，党将“先富带动后富”的道德命题转化为一套可操作的符号激励系统。这套系统通过两个路径发挥作用：一方面，它将财富占有与社会责任进行符号关联，使慈善行为、社会捐赠等利他行动转化为可获得政治认可与社会声望的资本形式。这种符号资本虽非直接的经济利益，但能在政治与社会场域中获取更高的认可度与影响力，从而成为一种新型的、可积累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它通过荣誉体系的差序配置，如评选“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构建了引导资源流向的柔性规制机制。

这种结构巧妙地引导私营部门决策者在计算自身利益时，必须将社会声誉、政治前景等非经济因素纳入考量，进而自发地将资源投向党所期望的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社会目标领域。这种“激活而非控制”的政党与社会协调逻辑，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修订完善、税收减免等经济杠杆，以及“党建+公益”等组织载体，共同构成了第三次分配的支持体系。它使慈善行为从零散的个体善举转变为可持续的社会运动，不仅输送了资源，更培育了“共建共享”的社会氛围，推动了“有爱社会”的形成。

（四）制度基础、组织优势与价值引领三者间的关系

党通过上述制度、组织与价值层面的综合作用，具体建构了由引导到整合再到激活的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分别弥合了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政府条块与社会诉求、个人财富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政党与市场协调机制中，党通过“引导而非替代”的原则，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弥补其不足；在政党与政府协调机制中，党通过“整合而非叠加”的方式，提升再分配政策的系统性与执行力；在政党与社会协调机制中，党通过“激活而非控制”的逻辑，培育社会责任，扩大第三次分配的资源池与影响力。这三种机制并非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政党的政治引领形成有机整体。最终，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系统性地催生出“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的共生格局。有效市场确保财富的持续创造，有为政府守护分配的过程公平与底线公平，有爱社会则充盈着互助与共享的道德温情。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坚实支柱。中国的实践表明，实现共同富裕不仅需要财富的增长与技术的创新，更需要一种能够驾驭复杂社会系统、统筹不同治理逻辑的执政智慧与制度能力。这一基于政党引领的协同治理模式，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为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与实践参照。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目标，其实现过程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国家治理变革。

总结而言，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并非市场、政府、社会三重力量的自然均衡或简单叠加，而是在党的战略性引领下，通过一套高度协同、相互强化的制度、组织与价值体系，对三次分配进行系统性整合与再造的自觉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慧。

这一治理逻辑的核心在于，政党对“国家”角色与功能的战略性塑造与运用。中国共产党并非替代政府直接进行资源分配，而是通过顶层设计与政治整合，将共同富裕设定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以此重塑政府的再分配职能。政府所使用的财税、社保、转移支付等工具，在党的政治统领下被系统性地组合与校准，共同服务于缩小差距、促进共享的长期战略。

这一治理逻辑的关键在于，政党对市场规律与社会原则进行有机调和，建立一种“有引导的协同”。在初次分配领域，它引导市场在追求效率时纳入公平考量；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它激活社会在自愿基础上形成互助风尚。社会的自主性得到尊重，但其发展被引导至与国家整体利益相协调的轨道。这体现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政党引领下的具体结合方式，即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自觉运用上层建筑的力量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使其更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一治理逻辑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一个显著优势：通过政党的强大组织与意识形态能力，实现“发展”与“治理”的同步推进。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目标，更是一个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政治认同、优化国家治理的过程。

因此，中国的实践表明，一个拥有强大政治领导核心、并能够将其政治逻辑创造性转化为经济与社会实践的国家，在应对不平等这一全球性挑战时，可能具备独特的制度弹性与行动能力。

作者 | 曹永栋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王梓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彭亚南、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