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新宇：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3）

第三，“三位一体”关键领域之二：建立“制度规则+要素畅通”的市场运行机制，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在要素配置这一环节，核心在于构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更优结合模式。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价格、竞争机制引导要素流向高效率领域。政府提供制度供给与秩序维护，建立产权、交易、分配等基础制度，破除壁垒，维护公平竞争，系统性地拆除阻碍经济血脉畅通的“制度围墙”与“要素壁垒”，将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潜力，真正转化高质量发展动能。

一是建立统一、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规则基础框架，确保市场公平竞争。首先，统一市场准入。严格落实“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全国一张清单”，清单之外的领域，各类所有制企业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近年来，国家持续压减清单事项，正是为了拆除隐形壁垒的“围墙”。其次，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建立健全跨区域的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协作机制，构建市场规则的“共同体”。例如，长三角地区在电子证照互认、跨省政务“一网通办”上的一体化探索，就是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有益实践。最后，统一社会信用体系。标准不统一、信用不互认，将增加交易摩擦，推动信用信息跨区域共享和奖惩联动，通过“软联通”降低企业跨区域经营的制度成本。

二是同步深化传统要素与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一方面，破除传统要素流动壁垒。推进土地管理制度改革，推广“标准地”等模式，让土地资源向高效率项目倾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资本“活水”更多流向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型要素市场。重点在于健全数据、技术等新型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数据方面，需加快建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我们看到，像北京、湖南等地已在建设数据交易所、探索数据产权登记、打造高质量数据集等方面展开先行先试。技术方面，需完善技术交易市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科技金融，让专利和创新成果能便捷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畅通要素集聚的通道，为创新活动提供持续保障。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要让传统要素流动更畅，更要加快建立数据、知识产权等新型要素的产权、交易、分配制度，引导资源向新质生产力集聚。这需要金融体制、数据管理体制等一系列配套改革。例如，构建与科技创新全生命周期相匹配的金融体系，发展耐心资本和风险投资。同时，加快确立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等基础制度，让这一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充分释放。

第四，“三位一体”关键领域之三：形成“激励兼容+竞争中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突破产业转型升级障碍。核心在于对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这一关系的动态把握。“激励兼容”政策体系的设计核心在于，克服在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中，市场主体与政策制定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的差异，通过制度设计，将企业的长期转型目标与政府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起来，使得各方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自发地推动了产业升级这一社会共同目标。而“竞争中性”原则的精髓在于，资源配置应由市场机制决定，政府的职责是维护公平竞争环境。

一是构建“激励兼容”的跨周期政策体系，精准赋能产业升级。政策设计告别“一刀切”，以差异化和全周期的视角，分别破解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面临的“长短期错配”难题。首先，对于传统产业改造，关键在于创新金融财税工具，并改革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在金融端，应大力发展转型金融，设立由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长周期产业升级基金。这类基金应具备“耐心资本”的特征，能够容忍较长的投资回收期，并探索将企业的环保效益、碳减排贡献等社会价值纳入信贷评审和债券发行的核心指标体系。在考核端，应改革地方政府的政绩评价体系，增加对产业基础再造、绿色转型、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等长期绩效的考核权重，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都愿意看长远、敢于投长期。其次，对于新兴产业培育，政策重心应从前端的直接生产补贴，转向对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技术平台的支持。政府的作用，不是替代市场，而是为企业创新搭建坚实的公共基础设施。评价标准应从追求短期产值和项目数量，转向注重核心技术突破、产业链韧性和产业生态的培育。

二是遵循“竞争中性”原则，同步激发国企、民企两大主体活力。这是改革的微观基础，旨在确保所有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首先，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提升其在创新领域的敏捷性与效能。对于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研发类国企或前沿技术攻关单元，应探索实行差异化的授权放权机制。例如，试行项目团队“包干制”、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和薪酬激励体系，并探索具体化、场景化的创新容错免责机制，让科研人员能够放手探索。2025年国企改革深化提升行动，其核心目标之一，正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要求国企治理模式必须进行相应的现代化变革。其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关键在于将“两个毫不动摇”制度化、法治化。2025年5月正式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具有里程碑意义，它通过“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确立生产要素“非歧视性配置”原则等制度创新，直击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痛点。接下来的关键，是确保这些法律条款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真正破除各种隐性壁垒，稳定企业家的长期预期。

二、以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为核心，畅通国内大循环

（一）导致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三大堵点

要理解要素市场化改革的迫切性和指向性，我们首先要诊断当前国民经济循环不畅的症结所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循环，应该是生产、分配、支出（消费与投资）各环节顺畅衔接、相互促进的过程。然而，在现阶段，我们的循环链条在几个关键节点上出现了阻滞，可以概括为三大堵点：

第一大堵点，是收入向消费转化不畅。消费是最终需求，是循环的终点也是新循环的起点。尽管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五成以上，但潜力远未充分释放。问题就出在收入与支出两端。从收入端来看，近年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有所放缓，部分行业和群体收入预期转弱。更重要的是，我国住户部门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仍有提升空间，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相对有限。从支出端来看，全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目前约为65%左右，意味着近三分之一的收入转化为了储蓄而非当期消费。其背后，既有低收入群体因流动性强而倾向储蓄的客观因素，也有社会保障体系在覆盖面和保障水平上存在差异，导致民众为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而增加预防性储蓄的主观原因。简言之，“能消费”的基础有待夯实，“敢消费”的预期有待稳定。

第二大堵点，是储蓄向投资转化不畅。储蓄是经济剩余，高效转化为投资才能形成未来的供给能力，这是循环的动力源泉。我国一直是高储蓄率国家，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存款规模巨大。但近年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对平缓，资本形成对GDP增长的贡献有所波动。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现象：一边是充足的资金“蓄水池”，另一边是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常感“融资难、融资贵”。其根源在于，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转型，部分传统行业的投资回报率下行，影响了市场主体的投资意愿。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制造等新领域虽然前景广阔，但投资周期长、风险高，对资金属性要求不同，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要素配置模式有时难以精准、高效地匹配这些新质生产力的需求。储蓄与有效投资之间，存在渠道和逻辑上的错配。

第三大堵点，也是最根本的堵点，是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受阻。这直接制约了供给体系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创新性，是前两个堵点在供给侧的总根源。现实中，我们的要素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突出表现为“行政区经济”格局带来的市场分割。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本地短期利益，可能在招商引资、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方面设置或明或暗的壁垒，阻碍了土地、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这种分割导致市场被切割，不仅扭曲了价格信号，使要素无法流向回报最高的地区和领域，更严重的是，它扼杀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形成，而这正是我们超大规模市场本应拥有的最大优势。

（二）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面对循环体系中这些相互关联的堵点，究其根源，就在于要素市场化配置不畅，其核心在于生产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实质上是让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通过真实的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自发流向效率最高、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和领域。这不仅能直接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反应速度，还能通过提高要素回报，如劳动报酬、资本收益，来促进收入增长，进而疏通“收入-消费”的循环；同时，一个高效、透明的要素市场本身就能为储蓄提供更多元、更通畅的转化为实体投资的渠道。在理想的竞争性市场中，生产要素会通过价格信号的引导，自发地从边际产出低的地方流向边际产出高的地方，最终实现全社会产出最大化。我们改革的目标，就是通过破除体制性障碍，让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我们应当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双轮驱动、以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依循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稳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相关体制机制建设。

第一，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体现在“放活”“规制”“赋能”三个层面的协同。

一是放活市场。有效市场的灵魂是价格信号和竞争机制，政府通过制度供给筑牢市场基础。政府的作用不是直接定价或分配，而是通过深化改革，让价格信号真实、竞争公平有序。比如，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过去农村宅基地等资产难以市场化，农民财产性收入低。而现在，我们推进农村“三权”分置改革，允许宅基地使用权通过出租、入股等方式盘活。这里，政府的作用是进行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界定权利边界；而市场的作用则是让这些权利在流转中形成合理价格，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满足城市多元化的居住需求。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政府通过推行“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打破行政垄断和地方保护，正是为了给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扫清障碍。

二是规制纠偏。针对市场失灵和风险，政府通过战略规划与监管及时引导。市场追求效率，但可能忽视公平、安全和长期战略。这时就需要有为政府出手。在区域协调发展上，我们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同时，用战略规划保障生态安全和国家整体利益。在防范金融风险上，以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为例。它一方面“放得活”，大幅放宽上市门槛，让市场来选择有价值的企业；另一方面“管得好”，通过强化信息披露、压实中介机构责任，由政府筑牢风险防线。这就是典型的“放管结合”。

三是政府赋能。在“放”的同时，政府需要在市场无力或不愿提供的领域“有为”，积极提供公共支撑。一方面，建设统一的要素市场基础设施。比如，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立数据产权归属认定、市场交易等“四位一体”制度，解决数据要素流通的瓶颈。另一方面，提供关键的公共数据与信用服务，降低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例如，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充分释放公共数据要素潜能，作为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