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新宇：更好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4）

第二，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考虑要素属性差异，“市场-政府”的结合方式应各有侧重。

一是劳动力要素。核心目标是实现“人尽其才、自由流动”。有效市场的作用，是让工资、发展前景等市场信号引导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有为政府的作用，则不是替代市场去分配工作，而是为市场的有效运行搭建平台、清除障碍、提供保障。

二是资本要素。核心是引导金融“活水”精准“滴灌”实体经济，特别是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有效市场要求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丰富金融产品，让风险定价更加市场化。有为政府的角色则体现在构建基础设施、引导方向、防控风险。

三是土地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破除城乡二元壁垒，让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能够流动起来、集约利用。有效市场意味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土地价格真实反映其稀缺性和区位价值。有为政府则需要做好产权界定、规划管制、收益分配和交易监管。

四是技术要素。关键是要破解“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困境，让创新成果快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有效市场表现为健全的技术交易市场、活跃的风险投资和清晰的产权激励。有为政府则需要改革科研管理体制、搭建转化平台、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五是数据要素。这是最具时代特征的新生产要素，当前面临“确权难、定价难、流通难、监管难”等全新挑战。有效市场的形成有赖于明确的数据产权制度、活跃的数据商生态和多样化的数据产品。有为政府的任务则更具开创性，需要进行制度创设、标准制定、基础设施建设与安全监管。

第三，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坚持渐进式路径。一步到位地打破所有行政壁垒，完善要素市场配置体制机制，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在实践中面临巨大阻力。相关领域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即从当前的“行政区经济”，经由“经济区经济”的过渡，最终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个“三段论”的智慧在于它尊重现实、降低成本、稳步推进。“经济区经济”作为一个关键的中间阶段，是指率先在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地理相邻、经济互补、联系紧密的区域内部，打破行政边界，实现要素市场的一体化。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这一阶段能有效缓解要素配置的约束，削弱地方政府间的“多边竞争效应”，使规模经济效应在区域层面率先释放，带来显著的福利改善，同时改革震荡更小。更重要的是，在中央转移支付的协调下，这还能促进区域内部的共同富裕，为全国统一积累经验和共识。

第四，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需要依托综合试点先行探路。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破除改革面临的各种羁绊，形成试点先行、典型引路、以点带面的工作局面，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进一步发挥好基础性、关键性改革的牵引作用。随着改革不断深化，我国要素市场化程度显著提升，但不同要素、不同区域的市场化水平存在一定差异。综合试点要充分考虑要素差异、区域差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聚焦重点领域，强化问题导向。

一是加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市场的改革探索。针对部分产业用地功能固化、存量用地效率偏低、城乡土地市场融合不足等问题，要探索赋予试点地区更大土地配置自主权，支持不同产业用地类型合理转换，以市场化方式盘活存量用地，推进农村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改革等举措。针对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地方金融市场发育和金融风险防范的短板，提出更好发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作用，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加强地方金融监管等举措。

二是加快技术、数据、资源环境市场培育和规则建设。结合技术、数据和资源环境市场发展的新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从市场发育、制度建设、规则制定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技术市场方面，重点是健全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完善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加强多要素融合，促进技术要素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数据市场方面，重点是从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数据流通交易、数据开发利用、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完善市场制度规则。资源环境市场方面，要完善资源市场化交易机制，健全碳排放权等交易机制，探索开展资源环境权益融资等举措。2025年国务院批复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正是这一渐进式改革逻辑的生动实践。这次试点体现了鲜明的系统集成与精准发力特点，它不是一套方案走天下，而是“一地一策”，10个地区各有侧重。例如：在破除流动壁垒方面：成渝地区探索户籍便捷迁移、居住证互通互认；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职业资格互认、加大事业编制统筹力度上先行先试。在赋能新质生产力方面：杭甬温地区布局大科学装置，共享科研设备；各试点普遍将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纳入改革框架，探索其确权、流通、交易和价值实现路径。在促进要素协同方面：试点强调“全要素精准直达最优项目”，引导土地、资金、技术、数据等打包式、集成化配置给那些发展潜力大、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项目和产业。这些探索的最终目的，是形成“一地创新、全国复用”的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三、以协同高效为目标，牵引各领域改革同向同行

现代经济是一个复杂巨系统，各领域制度之间存在强烈的互补性。例如，当金融改革大步推进，但国有企业改革滞后，那么金融资源仍可能因预算软约束问题而配置扭曲，降低整体效率。因此，改革必须注重制度模块的匹配与协同，防止因错位与重叠造成系统“空转”与资源虚耗。

（一）改革举措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的原因

改革举措之间产生矛盾或冲突，是深化改革过程中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究其根源，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部门化与碎片化的治理格局。这是最直接的原因。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长期存在条块分割的特点，教育、科技、产业、环保、社保等领域各有其政策目标、考核体系和资源配置权。当每个部门都在自身领域内追求局部最优解时，就可能产生系统性冲突。例如，科技部门为推动技术突破，可能倾向于集中资源支持少数项目；而产业部门着眼于整体升级，则希望技术能普惠扩散；人社部门关注就业稳定，又可能对因技术革新产生的岗位替代心存顾虑。这种各自为政的局面，使得国家整体战略在落地时被分解成具体政策，资源分散、目标错位，甚至相互抵消，难以形成合力。

第二，传统路径依赖与利益格局的固化。既有的制度和利益格局具有强大的惯性，一些改革措施之所以难以推进或彼此冲突。深层原因在于触碰了固有的利益边界和思维定式。比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清理各种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但这与一些地方依靠特殊政策优惠进行“内卷式”招商引资的传统发展模式直接冲突。破除这些壁垒，意味着要改变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和财政收入模式，阻力可想而知。这便是部门理性与地方理性以及系统整体理性之间的冲突。

第三，顶层设计的系统性与政策执行的局部性之间存在落差。中央的改革蓝图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前瞻性，但在向省、市、县层层传导的过程中，地方或因种种问题出现执行变形。例如，鼓励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全国性战略，但若各地不顾自身条件，都去追逐人工智能等热门概念，而非“因地制宜”进行产业升级或成果转化，就会造成新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这种“上下不联动”或“横向不同步”，使得顶层设计的协同效应在基层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