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元：“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核心要义、问题检视与实践路径（4）

四、政绩观的一些错误表现及其原因简析

（一）错误表现

一是在政绩主体上，有的干部把自己蜕变成官僚主义的“工具”，脱离群众；有的干部成为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的“工具”，将公共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有的干部在发挥主体性引领作用时丧失原则立场或缺乏战略判断，一味迎合群众情绪，陷入所谓“尾巴主义”。这些党员干部在根本上背离了共产党人“公仆”“工具”本色的主体性。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必须不断矫正这种角色异化，要求党员干部既不能凌驾于人民之上，也不能放弃应有的责任使命。因此，党员领导干部要树立强烈的人民“公仆”“工具”意识，角色意识一旦发生偏移，政绩观就会出现偏差。

二是在服务对象上，一旦认识偏移，权力运行的价值方向也随之偏离。如果不能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一些党员干部就极易被各种利益诱惑裹挟，在权力运行过程中逐渐脱离群众，从而背离为民造福的价值目标。因此，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必须在思想深处牢固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修炼好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心学”，真正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刻在心中、落实到行动中，才能在各种利益诱惑面前保持政治定力，在复杂环境中保持清醒判断，使公共权力始终沿着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正确方向运行。

三是在政绩内容上，错误政绩观往往在具体实践中导致诸多不良现象发生。比如，群众评价被形式化甚至虚假的数据指标所替代，人民利益被一些“小恩小惠”“小仁政”的所谓“政绩”所遮蔽。还有一些干部在工作中只管“眼前事”、不管“身后事”，把追求近期效果放在第一位，为了眼前利益竭泽而渔、透支未来，甚至形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的治理困境。这种以短期利益替代长远利益、以局部利益替代整体利益的做法，看似创造了政绩，实则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利益具有长期性、整体性、根本性，这决定了政绩创造必须立足长远发展，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短期成绩。凡是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政绩，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持续积累和长期努力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利在千秋”的可持续性。政绩的可持续性主要体现为代际公平，避免竭泽而渔。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短视的政绩、片面的政绩必定在实践中“露馅”，被历史所遗弃。

新时代新征程上，要主动将施政行为与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相结合，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因此，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历史眼光和战略思维，把当前工作放在长远发展的大局中系统谋划和长期推进。这就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最终落脚点，牢牢把握“国之大者”，把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起来，使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大势中实现人民福祉的持续提升。

四是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在为民出政绩的实践路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有些干部形式主义严重，以虚假的政绩谋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名利，置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有些被群众称为“躺平式”的党员干部，他们秉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消极理念，让改革举措悬在半空、发展蓝图沦为空谈。因此，树立和践行“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正确政绩观，就必须在实践中弘扬担当精神和实干作风。既要保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避免急功近利、盲目求成；也要强化“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勇于在复杂矛盾和艰巨任务面前迎难而上。既善于谋划长远发展，又能够脚踏实地做好当下工作，使每一项决策部署都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二）原因简析

一是少数党员干部政绩观错位，根本原因在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偏差，忘记了初心使命，淡化了宗旨意识，弱化了党性修养。他们没有真正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而是把公权力当作私器，把职务当作特权，把政绩当作资本，在权力、地位、利益面前迷失方向。理想信念不牢固，为民造福就会成为一句口号，正确政绩观就无从谈起。

二是少数党员干部发展理念存在偏差，政绩认知片面狭隘。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部分干部对发展内涵和政绩内涵理解不深不透，仍然停留在传统思维、惯性思维、片面思维中，把发展简单等同于GDP增长，把政绩简单等同于数字指标，把成效简单等同于表面形象。他们对高质量发展、以人民为中心、新发展理念理解不系统、把握不精准、执行不到位，容易陷入“重速度轻质量、重规模轻效益、重当前轻长远、重物轻人”的认知误区。政绩认知上的片面化、功利化、短视化，直接导致行为选择上的错位与偏差。

三是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不够科学完善。考核评价是干部干事创业的“指挥棒”，有什么样的考核导向，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选择。当前，部分地区和部门考核评价体系仍存在一些影响政绩观的问题，如考核内容重显性指标、轻隐性贡献，对经济数据、项目建设等看得见的指标权重偏高，对民生改善、生态效益、基层治理、群众满意度等潜绩指标权重偏低……这导致偏离为民造福的根本方向。

四是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存在薄弱环节。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就能造福人民，偏离轨道就会滋生乱象。错误政绩观背后，往往是权力运行不规范、监督制约不到位。比如，有的地方决策机制不健全，重大事项缺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有的地方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资源配置等关键环节监督不够有力，发现问题不及时、纠正偏差不果断；有的地方问责不够精准有力，对形象工程、虚假政绩、乱作为行为查处不严、震慑不够。总之，监督缺位、约束乏力、问责宽松，必然导致权力任性、政绩观扭曲。

五是作风建设不够扎实，实干担当精神不足。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政绩观错位与作风直接相关。比如，有的干部缺乏担当精神、斗争精神、实干精神；有的干部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有的干部官僚主义习气严重，决策脱离实际、执行脱离群众。总之，作风不扎实、干事不务实、担当不主动，必然导致政绩观出现偏差，使为民造福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会议上。

六是政治生态与社会环境存在不良影响。政治生态对干部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少数地方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功利文化仍有残余；个别干部受不良风气影响，形成了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价值导向。同时，社会舆论对政绩的评价有时过于偏重表面成果，对长期默默奉献、为民实干的典型宣传不够，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重显绩轻潜绩的不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