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严明的纪律为坚强保障 坚决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博大精深。“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加强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既对管党治党、强党兴党和强国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全球政党治理提供了重要借鉴。必须以严明的纪律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将其化为高度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情感自觉、行动自觉，始终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适时提出和全面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这次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把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概括和凝练为“十四个坚持”，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十四个坚持”，是我们党对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对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经验的系统总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我们党自身建设规律的深入探索和全面揭示，是对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清醒把握和科学认知。

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博大精深。“十四个坚持”构成了这一重要思想的“四梁八柱”。这一重要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一个环环相扣、内在贯通的完整体系和有机整体，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在当代中国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是党的创新理论的“一块整钢”，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今天我们主要围绕着其中的两个坚持讲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二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三是必须以严明的纪律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

党的建设的目的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建设的方向性、原则性问题，也是关系党、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关键，是新征程上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根本要求。

（一）“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

    1.集中统一是党有力量的保证

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章程《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明确提出盟员“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团体或民族团体，并且应向上级机关报告参加任何一个团体的情况”，“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

必须坚持中央集权制。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3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严厉告诫全体盟员千万不要被资产阶级民主派空谈自由和自治的花言巧语所欺骗和迷惑，并切中要害地指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

1868年，巴枯宁混入国际工人协会，鼓吹所谓“充分的和无条件的”个人的绝对自由和“支部自治、各自治小组的自由联合、反权威主义、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提出严厉的批判，认为这些口号不过是“动听的词句”，掩盖了思想的极其贫乏和对社会日常生活所处条件的根本无知。

1871年12月30日，恩格斯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提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1872年1月，恩格斯在《桑维耳耶代表大会和国际》中指出：“没有任何党的纪律，没有任何力量在一点的集中，没有任何斗争的武器！那么未来社会的原型会变成什么呢？简而言之，我们采用这种新的组织会得到什么呢？会得到一个早期基督教徒那样的畏缩胆怯的而又阿谀奉承的组织。”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凝聚自己的所有力量，集中攻击一个点，如果每一个支部、每一个人都各行其是，毫无纪律，党就只能陷入瓦解，就不能成为坚强统一的组织。马克思还批评拉萨尔随便以党的名义发表讲话，认为必须绝对遵守党的纪律，否则一切都将陷入困境。

2.必须依靠权威、领袖，实现集中统一

1872年1月，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恩格斯明确指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在1872年9月召开的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强调：“加强总委员会的权力并且为了当前的斗争而把活动集中起来是适当的和必要的，因为分散会使这种活动没有成果。”1872年10月至1873年3月，恩格斯写下《论权威》一文，再次强调：“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权威不仅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而且在和平建设时期都是需要的。“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任何的一致行动”，“而没有这种统一的和指导性的意志，要进行任何合作都是不可能的!”

列宁也高度重视维护和发挥党的领导权威的作用。1900年，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中指出：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在1921年8月14日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中，列宁又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列宁还说，“只要千百万劳动者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跟随本阶级的优秀人物前进，胜利也就有了保证。”

要正确认识杰出领袖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在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的同时，唯物史观并不否定领袖人物的巨大历史作用，认为领袖人物是人民群众的杰出代表，在推动社会变革、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中具有关键性和引领性作用。不能把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作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的理解。人民群众对历史的创造体现于任何的社会形态，但其作用的发挥不是简单的个体行为，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社会组织化活动，只有通过杰出人物特别是领袖的组织、引领才能充分彰显。没有领袖的民族，没有领袖权威的政党，就是乌合之众，就是“一袋马铃薯”，就不可能有任何战斗力。

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恩格斯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挥的领袖作用，他指出：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像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切中要害。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

3.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实现党的集中统一

列宁1906年5月撰写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现在留下的是一项重大的、严肃的和非常重要的任务：在党组织中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使基层组织真正成为而不是在口头上成为党的基本组织细胞，使所有的高级机关都成为真正选举产生的、要汇报工作的、可以撤换的机关。要进行顽强不懈的努力来建立一个包括全体觉悟的工人社会民主党人、独立进行政治活动的组织。

加入共产国际的党，应该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在目前激烈的国内战争时代，共产党只有按照高度集中的方式组织起来，在党内实行近似军事纪律那样的铁的纪律，党的中央机关成为拥有广泛的权力、得到党员普遍信任的权威性机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维持“铁的纪律”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列宁还提出了“三个服从”：即党的集中制的理念包括“部分服从整体，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

（二）“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经验总结

    1.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即从1921年建党到遵义会议召开的14年时间里，由于没有形成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更没有锻造出合格的、权威的领袖，以及这一时期的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不断犯右倾、“左倾”错误，致使党的事业多次遭受重大挫折，甚至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日渐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确立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在此过程中，我们党还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考验。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与党中央产生分歧。张国焘自恃军事力量强大，要挟中央，挑战毛泽东的核心地位，妄图取得党和红军的领导权，最终走到“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的地步，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1937年11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从苏联回国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以个人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不尊重、不服从中央领导。在当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了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宣扬“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批评了洛川会议确定的关于抗战的战略方针，事先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6人的名单。王明到达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后，把长江局凌驾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在中共中央已发布《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之后，又提出另外六大纲领。王明这种与中共中央分庭抗礼的做法，在党内导致了严重分裂，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1938年10月，针对长征途中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造成的严重危害，也针对王明在长江局期间与党中央闹独立性的问题，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特地讲到关于党的纪律问题，并指出：有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四个服从”。这“四个服从”是我们党从血与火的考验中总结出的教训，至今依然作为一项重要原则保留在党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