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俭：中国古代贤臣良吏的为政智慧与新时代的政绩观（3）

五、淡泊明志、廉洁自持的立身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为官先立身，以清廉节俭自守，不营私产、不贪私利，以自身的品行树立官风，带动民风，做到“其身正，不令而行”。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唐代的白居易、明代的于谦。

1.三国时期诸葛亮

诸葛亮，自省自励，淡泊明志，在《出师表》中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正是其淡泊心境的真实写照。这种“隐居求志”的背后，是对天下大势的冷静观察与对明主的选择性等待。清廉治国，家无余财。诸葛亮出仕蜀汉后，官至丞相，总揽军政大权，却终生恪守清廉。他曾在《自表后主》中公开家产：“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作为一国丞相，其财产仅能维持家人温饱，与当时豪强权臣的奢靡形成鲜明对比。北伐途中，他“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临终时仍要求“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丧葬之简堪比平民。这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背后，是对权力的高度自律——他将治国视为道义责任，而非谋私之阶。教子以俭，遗训传世。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告诫子孙：“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不仅是对家族的要求，更是其一生践行的价值观。

2.唐代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廉洁自持的贤臣良吏。据史料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成德军叛乱，叛将王廷凑杀害节度使田弘正。朝廷任命田布为魏博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加宁远将军衔，统率大军出兵讨伐。时任主客郎中知制诰的白居易奉诏持节宣谕制命。事毕，田布赠绢五百匹以表谢意。按当时市价，三十余匹绢即可兑换一匹良马，五百匹绢属数额不菲的财产。白居易当即婉言谢绝，田布以为其有所顾忌，托人再三劝说，白居易始终坚辞不受。田布又亲自登门送上，仍被退回。其后田布奏请唐穆宗出面劝谕，穆宗认为此为正常馈赠、不涉私弊，遂下旨令其收下。白居易斟酌再三，仍决意辞谢，随即上《让绢状》陈明心迹，始终未收此绢。他在《让绢状》中说道：“臣家素贫，非不要物”。但是，他宁愿固守清贫，也不能接受田布的五百匹绢。为什么？白居易认为，这首先是违反制命的：“‘制中诫云：一饭之饱，必均于士卒，一毫之费，必用于戈矛。’今以五百匹绢与臣，臣若便受，则是有违制命，不副天心”；其次，“臣食国家之厚禄，居陛下之清官，每月俸钱尚惭尸素，无名之货岂合苟求”？“取其材，有所不忍”。最后这五百匹绢，田布捐作军饷。白居易之所以执意“让绢”，是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收下此绢是“有违制命”，而且自己每月有官俸，“无名之货岂合苟求”？由此，白居易以“每月俸钱尚惭尸素”自勉，留下世代佳话。

3.明代于谦

“两袖清风”的成语，就出自于谦的事迹。于谦年少时便以文天祥为楷模，将其画像悬于座侧以自勉。据传在于谦十几岁时创作了一首七言绝句《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此诗成为他一生的人格预言。即便后来官至兵部侍郎、加少保衔，他始终将“清白”二字作为从政做人的精神底色。明正统年间，宦官王振专权，官场贿赂成风，地方官进京必带地方特产、金银财物巴结权贵。然而，时任河南、山西巡抚的于谦，每次进京却两袖空空、不带一物。同僚劝其带些绢帕、蘑菇、线香之类的地方特产应酬，他笑答“唯有清风而已”，并作《入京》一诗明志：“绢帕麻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于谦以清风自喻，彰显不贪不占、清白为官的操守。自此，他身后便留下清廉的美名，“两袖清风”也便成为流传最广的典故之一。

诸葛亮的“淡泊明志”，白居易的廉洁自持，于谦的“要留清白在人间”，本质上都是对价值取向的清醒抉择。虽相隔千年，却共同映照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精神图谱。他们的清贫，是不为物役的主动坚守，背后是充盈的精神境界；他们的淡泊，是不谋私利的格局担当，核心是对家国大义的矢志不渝。这种将个人修养与天下责任紧密联结的品格，穿越时空仍具警醒力量，为党员干部校准权力观、利益观提供了厚重的历史镜鉴。受封建制度的本质局限，古代官场贪腐积弊难除，民间流传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对旧时吏治歪风的针砭。在贿赂公行的封建官场中，清正自持的清官廉吏实属凤毛麟角，其操守与风骨愈显难能可贵，也为今天的党员干部留下了深刻启示。进入新时代，“窑洞之问”犹在耳畔，“赶考之卷”仍然在答，能否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是对每一名党员干部的永恒考验。唯有筑牢“不想腐”的思想堤坝，始终以清白立身、以清廉为政，方能赢得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而那些突破底线、以权谋私的贪腐分子，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教训十分深刻。

六、看重潜绩、久久为功的远虑智慧

这类贤臣良吏的核心追求是：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不贪求立竿见影的显绩，甘愿深耕打基础、利长远的潜绩。这类贤臣良吏的典型代表有战国时期的李冰、春秋时期的孙叔敖、东汉的张堪。

1.战国时期的李冰

秦昭襄王末年，李冰任蜀郡太守，面对岷江水患，他率当地民众主持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铸就了世界水利史上的不朽奇迹。作为世界现存年代最久远、唯一仍在持续发挥效益的无坝引水水利工程，都江堰至今仍灌溉着成都、绵阳等8市41个县的1100多万亩农田，惠及3000万人口，并于2000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春秋时期孙叔敖

春秋楚庄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依托大别山北麓三面高、一面低的地形特点，因势利导筑堤蓄水，建成周长约120里的大型陂塘——芍陂。工程设置水门调控水量，实现“灌田万顷”的灌溉效益，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陂塘灌溉工程，历经2600余年，仍持续发挥灌溉、防洪等综合作用，有“天下第一塘”之称。

3.东汉张堪

东汉建武十五年，张堪出任渔阳太守，任内保境安民、劝课农桑，政绩卓著，素有“渔阳惠政”之誉。他最具长远价值的政绩，是在辖内开稻田八千余顷，大规模推广水稻种植，推动北方农耕生产实现突破性发展，是我国历史上北方地区规模化种植水稻的重要先行者。

上述三位贤臣良吏的共同特点为：因地制宜、系统规划、久久为功、善作善成。他们的施政举措从不追逐短期显绩，而是立足对自然规律与治理规律的深刻把握，构建起可长效运行、持续惠民的治理体系。李冰修筑都江堰秉持道法自然、因势利导，孙叔敖营建芍陂坚持依形筑堰、顺势而为，张堪推广水稻种植注重水利兴农、政农协同——三者所处时代不同、施治领域各异，却共同诠释了中国古代“谋利长远”的治理内核。这份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党员干部要始终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发扬“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精神，保持历史耐心与战略定力，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实事，让各项工作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在时代发展进程中持续释放正向价值，真正留下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坚实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