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 | 从“富国”到“强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国防使命（2）

二、逻辑辨析——富国与强军的辩证统一关系

（一）理论根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国防力量中的‌武器装备、军事技术、物资储备及人员体能技能‌等实体要素，其发展水平受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制约，国防力量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基础的雄厚程度；同时，国防力量又通过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经济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安全环境。

一方面，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经济实力、工业基础、科技水平，直接决定了国防建设的规模、质量和速度。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支撑，国防建设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即使一时通过挤压民生实现了军事扩张，也难以持久。另一方面，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人类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都必须在安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如果国家主权遭受侵犯、领土完整遭到破坏、社会秩序陷入动荡，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人民的幸福生活更是空中楼阁。强大的国防，就是国家发展的“安全阀”和“压舱石”。富国与强军的辩证统一，本质上是发展与安全的辩证统一。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两者就像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要求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相统筹、富国与强军相统一。

（二）双向赋能：富国与强军的辩证互动

一方面，富国是强军的物质根基。军队的建设发展，从来都离不开雄厚的经济支撑。无论是武器装备的研发采购、人员待遇的保障提升，还是战场设施的建设维护、军事训练的组织实施，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只有经济持续发展、国家财力不断增强，国防建设才有坚实的物质保障。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即“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在这一战略指引下，我国国防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军队主动压缩规模，裁减员额100万，大批军工企业转产民用产品，铁道兵、基建工程兵等兵种集体转业，直接参与三峡工程、京九铁路、深圳特区建设等国家重大工程，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正是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为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工业能力。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提升，国防投入稳步增长，国防和军队建设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期：从歼-20隐身战机列装到山东舰、福建舰航母下水，从东风系列导弹升级到北斗系统全球组网，一大批大国重器密集亮相，背后正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工业体系的强力支撑。

另一方面，强军是富国的安全屏障。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在创造财富，那么国防建设就是在守护财富。富国与强军必须协调平衡，任何一方的极端倾斜都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冷战时期，苏联为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将国家资源过度向军事领域倾斜，走上了一条“重军轻民”的畸形发展道路。凭借举国体制，苏联一度拥有了能与美国抗衡的强大军事力量：庞大的核武库、先进的战机坦克、数百万常备军，是当时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军事强国。但军事上的强大，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和民生的改善。苏联的民用工业技术落后，消费品长期短缺，老百姓买面包、买衣服都要排长队，生活水平长期不能提高。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民生问题的持续积累，最终导致苏联社会矛盾激化、国家凝聚力丧失。1991年，曾经的超级大国轰然解体。